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时评

　　网友：晨曦熙 这两年，时评的勃兴与杂文的“式微”，是言论界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其中是什么道理呢？

　　当然这里的一个大背景就是整个国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转型同时影响了两种生态：一个是媒体的生态，再一个是公民个人的生态。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媒体的惟一实现模式就是《真理报》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媒体不是表达社会意见的公共平台，而是一条单向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就是宣传。同时负有“教育人民”和“统一思想”两大功能。即使是有监督和批评，也是奉命而做的“上面”对“下面”的批评。报纸上的言论，主要是少数居庙堂之高的人才能做的事。这种生态下的媒体，自然没有以“公民表达”自命的“时评”存在的空间。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媒体单靠按“指令性计划”来做就不行了，还必须要争得市场的认可。尤其一些一开始创办就自我定位为面向市场的“子报”类媒体，它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发行量、广告费，它不太在意《真理报》模式的媒体功能。而且“上面”对媒体的控制也开始放宽（要让它自己挣钱，就必须给它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就为时评的出现和兴起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公民个人的生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民作为个人的面目是模糊的，总体上是以“单位人”的面目出现的，比如“某某机关的干部”、“某某工厂的工人”、“某某公社的社员”，等等。那是一个义务本位的年代，强调的是“螺丝钉理论”，加以私有制被完全否定，个人的权利意识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典型的模型是“单位对个人提供保障并进行控制”。

　　然而随着社会转型，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能力开始下降的同时，保障也开始后退，与自由一道而来的是自己要照顾自己。“自我与他人”、“个人与单位”、“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此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加速分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时有冲突，政府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也经常发生碰撞。在这种情况下，每当一个公民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发出诸如此类的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办？”等等。有了需求，就会有供给，“需求创造供给”——以解答这些问题为主要目的的时评就应运而生。由于刊登时评有助于吸引读者，扩大媒体的发行量，同时媒体的自由度已经允许其刊登时评，“时评市场”于是乎就繁荣昌盛起来。

　　需要强调的是，时评的兴盛是和技术的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作者——编辑”来说，互联网在传递信息时成本为零，时间也为零。这个变化是革命性的，它使得远隔万水千山的作者对当天发生的新闻进行评论具备了可能。没有互联网，时评的兴盛是不可想像的。

　　必须承认，第一批进入“时评市场”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创作了一批本真意义上的时评，这是时评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时评“市场准入”的门槛比较低，媒体对时评的需求量比较大，加上编辑对“一稿多投”现象的宽容（只要“同城独家”就可以了），这使得时评写作开始成为一种“产业”，大量以直接赚钱为目的的“写手”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和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一样，“时评市场”也开始进入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表现为题材上“鸡毛蒜皮”、逻辑上的“强词夺理”、结论上的“陈词滥调”。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谓时评质量下降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并不排除这一期间在作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仍然涌现出了不少优质的时评。

　　当然，如果“时评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写手”以赚钱为目的而写作，并不必然导致时评的质量下降；恰恰相反，按照亚当·斯密的论断，正是人们逐利的动机才充分而优质的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对于一个“写手”而言，他赚钱的愿望有多强烈，那么他写出最佳时评的愿望应该就有多强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目前的“时评市场”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由于至今仍然没有出台相应法律，所以中国的媒体是不能单独对法律负责的，也不能对读者负责，而首先只能对主管部门负责。实际上，目前有两股力量在限制着媒体的范围，一个是公权力的力量，一个是资本的力量。一般来说，公权力的力量是刚性的，说“这些话题不能评论就不能评论”，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资本的力量是柔性的，主要是以投放或者撤销广告的方式来进行控制。但在很多地方，资本的力量已经可以对公权力的力量施加很大的影响，所以往往会透过公权力更“便捷”地进行控制。

　　这种状况损害了媒体的道德感。假如把时评作者看作是“制造商”，媒体看作是“销售商”，而读者是“消费者”的话，

　　我们很难想像“销售商”会愿意出同样的价格采购劣质产品。但是，如果“销售商”受到市场之外的力量的强制，不能自由地挑选最优质的产品的话，那么他采购劣质产品出售给“消费者”也就问心无愧，同时他也不担忧其他“销售商”会因出售更优质的产品而抢走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因为大家都受着同样的限制。此外，从媒体自身的机制来看，改革并没有真正到位。相当一部分还属于“事业单位”，“官办”的色彩仍然很浓，并不完全依赖市场生存，总编辑和编辑都缺少足够的激励。

　　编辑利用版面“寻租”的可能始终是存在的，这也是时评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假定“绳子”在未来逐渐会变长甚至最终被挣断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对时评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现在时评市场仍然有些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农贸市场，还谈不上什么品牌。但竞争会导致市场不断地洗牌。这个过程可能是这样的：首先，读者的“偏好”逐渐会集中于一少部分作者（或者是因为喜欢他的文风，或者是因为喜欢他的思想，或者仅仅是为了节约“消费”时评的成本，因为理解一位陌生作者的作品比理解一位自己熟悉的作者的作品要困难）。媒体在觉察到了这种“偏好”之后，为了“拉住”读者，通常会采取开“专栏”办法拉住这些作者，条件是开出比较高的稿费，但不能向其他媒体投稿。这就有些像专卖店了。

　　“专栏”当然会在一定程度形成垄断，但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也认为，如果垄断是高效率的结果，那么垄断就不一定是有害的。所以，“专栏”如果是时评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而不是权力“推出”的产物，那么它带来的将是时评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下滑。这个“秩序”当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专卖店”固然生意兴隆，但“农贸市场”并不会同时消失，那里挤满了渴望开办自己的专卖店的人，竞争者可以随时自由地加入竞争！这样，那些已经跻身于“专栏作家”的时评作者们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倍努力，保持自己的领先和优势；要么被淘汰出局，重返“农贸市场”。

　　我在这里用了市场作比喻，也许读者会误以为我主张时评作者应该尽力迎合读者的口味。不，不是这样的。好的时评作者应该是引导读者而不是迎合读者，这倒不是说时评作者比读者更高明，而是因为时评作者的在观察与思考社会现象上投入的成本比读者要高。

　　在市场上，真正成功的商人都会创造并引导时尚，而跟在时尚后面迎合消费者的，都是些没有出息的二流商人。这一特点可以确保时评作者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市场地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顺便说一下杂文的式微。“式微”是相对于“兴盛”而言的。我感到疑惑的是，我们的杂文兴盛过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杂文曾经好像兴盛过，但那个时候，由于它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1966—1976”，因此和主流意识形态刚好形成了“共振”，出现了“泡沫”。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新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但一些杂文大家却没有及时跟进，有些“祥林嫂化”了。之所以会如此，我想，一个是因为“1966—1976”给他们留下的创痛太深，不易愈合；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拨乱反正”，他们重新在体制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处于一种各方面都非常有保障的状态，对民间的疾苦就不那么敏感了，而这又正是比较年轻、来自草根阶层的时评作者的主要特征。

　　在目前的情况下，杂文的“式微”正像中山装的滞销，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期待新的杂文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