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进入重要改革时期(王健)

　　中国正进入重要改革时期(王健)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王健 2005年3月8日 10:1

　　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现在，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方面已由单纯追求ＧＤＰ上升到追求人文ＧＤＰ、环保ＧＤ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

　　不久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高级研究所终身研究员、著名转型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先生在上海社科院所演讲中，形象地将我国发展的这一关键时期，称为昂贵的改革时期。他从实体经济、制度改革、法制建设、价值观念等方面对中国与中东欧的转型进行了比较。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并不会完全赞同科尔奈的观点，但其中确有我们值得借鉴的经验，有些对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不无益处和启发。

　　科尔奈认为在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中国这种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中国拥有大量廉价且非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中国以低成本优势赢得了出口竞争优势，并推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与中国不同，中东欧国家不仅劳动力储备有限，工人的工资水平高，而且为了争取加入欧盟，因此福利制度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这大大加重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也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不过，科尔奈也对中国在这种优势下的增长提出了警告：中国劳动力优势不可能长期下去，中国在不久的未来将处于两难境地：真实工资与福利国家的两难。中国在未来若不提高工资，那么增长可能会继续下去，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收入水平必然提高，对福利的需求也将加大，再加上在交通、住房、环境保护等方面投入资源，那么中国将因成本增加而丧失出口优势，在短期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

　　在科尔奈看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中，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所付代价分为廉价和昂贵两种。廉价的制度改革是指容易实施且很少社会成员抵制的改革，是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昂贵的制度改革是指有赢有输的改革。中国过去的转型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的非集体化、放松管制、统治型经济的范围逐渐缩小、价格逐渐走向市场、对外贸易也逐渐放开，以及教育、科技等领域等都逐渐向西方开放，因此，从已经走过的历程来看，中国的转型属于廉价的制度改革，而目前已开始进入昂贵的制度改革时期，这一时期，如果处理不当，中国将会出现动荡。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一开始就是昂贵的制度改革，基本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造、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清理商业银行坏账、改革监管体制、完成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等六大问题。前四个问题都是在有牺牲的前提下进行的。如一些企业的关门将导致大量工人将下岗，因此有输家有赢家，而后两方面的改革虽然难度更大，成本更高，但随着国家社会的进步，政府有责任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使他们在最低限度上，能保持一种体面的生活。当然，这种改革成本不能单独由公共部门来承担，也不能单独由私营部门来承担，或者换言之，在社会福利部门既不能完全进行私有化，也不能完全由公共部门控制，而是应该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法制、价值方面，科尔奈认为，转型不仅仅是经济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而应该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的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协调发展。中东欧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家法律秩序，不同群体和个人有表达不同价值观的渠道，而不会以破坏性的行动来表示不满，逐渐形成了一种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够表达其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制度框架。这种框架的建立在中东欧国家基本上是以和平的妥协方式实现的，从而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因此是值得学习的成功典范。而有些地区的转型出现了“历史的陷阱”，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成功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其社会却长期陷入不利的政治环境之中。为了确保转型的平稳和成功，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如下几种价值观：即增长率对转型虽然是重要的，但抛弃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则是不可取的；在公平问题上，要反对平均主义，但贫富差距过大也是不可取的；过分的稳定会导致社会凝固化，没有活力，但完全抛弃稳定则不利于转型；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制度来保护人们的自由；要成为强大国家的公民，每个人对自己的国家都应有认同感，即爱国主义，但也要反对危险的极端爱国主义。

　　总之，为了避免进入人均ＧＤＰ1000美元阶段后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维护社会稳定，重构社会结构，完善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此，我们既要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教训，更要从本国的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养分。科尔奈就非常看重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中庸与节制的价值取向，认为这将有助于中国在昂贵的改革时期，化解潜在冲突，达到社会和谐，在转型过程中做得比中东欧国家更好。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