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爆竹成为公害时 勿以文化为口实

　　田畔

　　春节已过，关于禁放爆竹的话题却并未停止。近读许纪霖先生《文化比法律更有尊严》一文（详见附录），感到有必要说两句。

　　许先生主张“将国家和市场的意志驱逐出生活世界，将春节的主宰权还给文化，还给传统，还给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立论甚高，或大有深意，不便置喙。但他专门拿“禁放”说事，认为“比春节晚会更荒谬的，是那个禁放烟花爆竹的地方性法规”，笔者却很难苟同。

　　许先生质问道：燃放烟花爆竹“有着上千年的民俗文化传统的事儿，禁它干什么？”为证明“禁放”的“荒谬”，他还“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和一位洋“大师”的例证。说巴厘岛斗鸡游戏“虽然被行政权力以迷信和赌博为由严格禁止，却屡禁不止”，因为它“有其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功能”，“强化了宗族的集体认同感和对自我的理解”。笔者真是太愚钝了，实在看不出“中国人的放鞭炮，何尝不是这样！”妇女裹小脚传统也有“上千年”，它是否因曾具“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功能”而有必要恢复？其实，爆竹在历史上也是禁过的，比如光绪年间天津就曾颁令“禁止燃放”“起花”、“两响二踢脚”和“两响手花”，其理由是：“城市人口稠密”“易致火患”“尤易伤人”。民俗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时因地而异，岂能千年不变？居然还“不可替代”！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不就是个节日“乐子”，何必拔到吓人的高度。

　　许先生以巴厘岛斗鸡为据，断言“在深厚的文化传统面前，浅薄的法律总是败下阵来”。的确，近年有不少“禁放”法规“败下阵来”。按照许先生的描述，“法律禁归禁，百姓放归放”，甚至“首都北京照样遍地炸响，满城开花，百姓与查禁人员玩起了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累得警察叔叔直淌急汗”。住在北京禁放区的人都知道，许先生的话有夸张之嫌。但即便如是，也不能证明“禁放”是错误的。未禁住自有原因，但并不等于不该禁，学人焉能以成败论是非！目前社会上赌博者越来越多，我们能因禁止不力就全面开禁吗？法律要考虑到“民俗文化传统”，但首先要考虑的恐怕还是现实生活。关键在于是否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于“禁放”，我们必须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理由。事实胜于雄辩，请看网上随机查到的某城情况：“当时……‘万炮齐发’爆炸声震撼整个端州城。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城区顿时笼罩在经久不散的浓重硝烟之中，广大市民和游客都处于高度噪声和硝烟污染之中，感到呼吸困难，……某工厂的厂长被火箭烟花射中左眼，后到医院做了摘除眼球手术……”令人不解的是，许先生居然说“爆竹引起火灾”“烟火会伤人”“需要移风易俗”“大都市要有现代风范”，都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火灾、伤人等危害在许先生看来，大概都无所谓罢。而我以为，当爆竹成为现代城市的公害时，就有禁止之必要。

　　二是范围。考虑到传统习俗的影响，其实许多城市并非全面“禁放”，而是“限放”。许先生笼而统之地说：“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300多个城市，却严禁百姓点爆竹！”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其他城市如何姑且不论，今年的北京，如果谁愿意燃放，完全可以到五环路以外的“非禁放区”去开心。人口密集地区“禁放”，与全部地区“禁放”，并不是一回事。另外许先生说上海等地可以“自由”燃放，亦与事实有出入。按照上海的规定，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新华路等皆属“禁放”的“路段和区域”，并不“自由”，而且也不可能“自由”。许先生是做学问的，这些事想必分得清。不宜歪曲事实以就其说。

　　三是感受。许先生说已经“解禁”的“上海等地的市民还算福气，可以自由放鞭炮”。福气是一种感受，冷暖自知，许先生一定是调查过了，可惜没有公布数据及来源。按照许先生的意思，未“解禁”城市的居民都没“福气”。笔者没有调查，不敢乱说。但作为一位北京市民，我认为“禁放”才是福气。今年的资料没有查到，以2004年为例，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共造成5人死亡，致伤307人，其中禁放区75人，占24.4%；非禁放区232人，占75.6%。这一事实恰好证明“禁放”的正确性和不遵守“禁放”令的危害。对这些因“自由放鞭炮”而被炸死炸伤的人们来说，“福气”一事，真不知从何说起？

　　四是权利。许先生说“禁放”是“剥夺百姓们希望的权利”，但这也只是一部分百姓的“权利”。先禁后放（限放）的“上海等地”之一的青岛，去年有一项调查，赞成全面解禁者仅占11%（赞成继续禁放者占24%，赞成限制燃放者占65%）。问题倒不在于人数的多少，关键是那些不想受到爆竹威胁的百姓尤其是需要安静的老人病人，怎么办？总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安静与平安，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痛快罢！他们不想受到噪音污染，不想被炸的“权利”，难道就应该被“剥夺”吗？而从被炸伤亡者的角度来看，那些主张“解禁”者的“权利”，的确也不应伸张。

　　五是利益。许先生认为，目前“商业和国家的一统逻辑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市场、媒体和法律的力量重新规划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原来的自然性、自发性和自主性消失了，代之以被金钱和权力主宰的同质性节目”。这话说得有些道理，但也正好提醒我们：“解禁”背后谁最得益！毋庸置疑，最得益者绝不是逞一时之欢而又冒着炸伤炸死危险的少年小子们（他们的爹妈正在家里着急呢）；最得益者是卖爆竹的商家，以及那些四处游说鼓吹的文人墨客。不是有所谓“‘禁放’压抑了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之说吗？“禁归禁”，“放归放”，正是这些人作的祟！而对于那些游说的文人，我想奉劝一句：媚俗之道不可取！

　　最后需要说的是，许先生还有更高深的理论（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确是门大学问）：“任何法律法规，只是一种人为法，它自身不具有充足的合法性，只有符合更高的立法原则时，才会为人们所尊重。而合理的文化传统，就是更高的立法原则渊源之一种。”如果确是“合理的文化传统”，作为“更高的立法原则渊源”，自然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主张“禁放”的老百姓也只好做些牺牲了。但许先生说的“合理的文化传统”，其实就是求之于神：“腾空跃起的烟火，寄托了人们在新年中可望不可即的所有梦想：避邪趋吉、岁岁平安、发财升学、结婚生子——这些美丽而又缥缈的心愿不仅富人需要它，而且对穷人来说更为重要：人活在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失去了希望。在无可捉摸的命运之中，中国的老百姓惟有在新春这个日子里，借助烟花爆竹这一媒介，向冥冥中的超越之物获得沟通，希望得到天意的眷顾。”

　　读了这段话，我真怀疑它出自于一位当代学人之口。目前“法律与文化”的冲突，当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确值得探讨。但历史上有益今天则未必，“民俗文化传统”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企图靠恢复传统来解决现实问题，无疑病急乱投医；戏不够，神来凑，则更属荒唐！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只要不妨害他人，有人愿意“借助烟花爆竹”，与“冥冥中的超越之物”沟通，以“得到天意的眷顾”，那是他的“权利”。只是不知道许先生今年新春燃放了没有？（2005年3月6日于北京；3月8日修订）（许纪霖：《文化比法律更有尊严》，载世纪中国网，2005-02-28；《中国新闻周刊》217期标题为《将春节的主宰权还给文化》）附录：文化比法律更有尊严（许纪霖）

　　刚刚过去的春节，你快乐吗？春节，是中国人全家团圆的日子，一家人聚在一起，北方包饺子，南方裹团圆、做春卷，入夜了，小孩大人一起放鞭炮，将新一年的美丽梦想借助一窜而起的爆竹，送入除夕的天穹。过去的春节，有这么多的花样，真正是一个快乐的节日。

　　然而，如今的春节，还剩下什么？饺子、汤团、春卷,通通不用自己动手，大卖场、便利店里，已经为你准备了现成的冷冻食品，甚至连煮这道手续也可以免去――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广告：“今年的汤团不用煮”！那么放鞭炮罢，不见得“今年的烟花不用点”吧。上海等地的市民还算福气，可以自由放鞭炮，但包括北京在内的其它300多个城市，却严禁百姓点爆竹！不必包饺子、汤团，也不让放烟火，春节的集体仪式，于是只剩下一道除夕大餐：春节晚会。

　　速冻饺子、免煮汤团、春节晚会――这些现代社会的春节仪式，证明了什么呢？我发现，过去完全属于私人事务、家庭领域的传统春节，如今被严重地商业化、国家化了。商业和国家的一统逻辑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市场、媒体和法律的力量重新规划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原来的自然性、自发性和自主性消失了，代之以被金钱和权力主宰的同质性节目。这些节目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外在的、非选择性的。比如，那个早已成为鸡肋的春节晚会，虽然年年挨骂，到下一年，却还是它，收视率据说还屡创新高――这不是说大家越来越喜欢，而是国家意志下的垄断结果，十三亿人民一台戏，没有竞争、没有对手，不看拉倒，要看就是它。

　　比春节晚会更荒谬的，是那个禁放烟花爆竹的地方性法规。有着上千年的民俗文化传统的事儿，禁它干什么？据说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爆竹引起火灾啦、烟火会伤人啦、需要移风易俗啦、大都市要有现代风范啦。不过，法律禁归禁，百姓放归放，一到新年除夕、初四迎财神夜，首都北京照样遍地炸响，满城开花，百姓与查禁人员玩起了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累得警察叔叔直淌急汗，感叹说：“烟花比人跑得快！”

　　国内一家最权威的媒体，对此评论说：“一个现代的、文明的法治社会，需要形成全社会对法律的尊重风气。这个过程需要立法方、执法方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无论如何，不该让颁行的法律难堪”。是的，每年的除夕，的确是禁放法律的难堪之夜。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面对民俗，法律会如此难堪？在法律与文化之间，谁更有尊严？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借助文化人类学。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各个民族、部落的民俗文化传统，有其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功能。当代的人类学大师格尔兹，写过一篇风靡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经典名篇：《深沉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巴厘岛上的斗鸡游戏，虽然被行政权力以迷信和赌博为由严格禁止，却屡禁不止。格尔兹通过细致的实地观察和研究，发现其大有名堂所在。在斗鸡这一传统风俗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社会功能：它通过仪式化的典礼，实现了巴厘岛内部的阶级、文化和宗族分层，强化了宗族的集体认同感和对自我的理解。在深厚的文化传统面前，浅薄的法律总是败下阵来。

　　其实，中国人的放鞭炮，何尝不是这样！腾空跃起的烟火，寄托了人们在新年中可望不可即的所有梦想：避邪趋吉、岁岁平安、发财升学、结婚生子――这些美丽而又缥缈的心愿不仅富人需要它，而且对穷人来说更为重要：人活在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失去了希望。在无可捉摸的命运之中，中国的老百姓惟有在新春这个日子里，借助烟花爆竹这一媒介，向冥冥中的超越之物获得沟通，希望得到天意的眷顾。

　　这是封建迷信，还是一种合理的文化风俗？法律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剥夺百姓们希望的权利？任何法律法规，只是一种人为法，它自身不具有充足的合法性，只有符合更高的立法原则时，才会为人们所尊重。而合理的文化传统，就是更高的立法原则渊源之一种。

　　节日生活之贫乏，证明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之贫血。要改变这一切，首先需要的是将国家和市场的意志驱逐出生活世界，将春节的主宰权还给文化，还给传统，还给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