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村官腐败”推上惩治“吏治腐败”的“砧板”

　　网友：朱卫华 看罢网友“云淡水暖”的《“两会”观察：“腐败”为什么不是“热门词汇”？》，我也纳闷了：“两会”前还在“保先”大旗下有板有眼的一场反腐大戏，为什么竟在“两会”期间突然偃旗息鼓了呢？我的“村官腐败”三评还剩下这最后一篇，在“两会”众多的代表委员们对“腐败”心照不宣的漠然中，我还是决定把它写完，写给如“云淡水暖”般这样许许多多为“腐败”成为“热门词汇”而敢于犯颜直谏的“草民”们。

　　“村官腐败”三评中的前两篇分析了“村官腐败”的成因和危害，本篇尝试为如何惩治支上一招半式。

　　把惩治“村官腐败”推上惩治“吏治腐败”的“砧板”。既然社会公认“村官”有权，那就不能让他逃避监督；既然要监督，那司法机关和廉政机构就必须有法律和制度依据。但据悉，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办理“村官腐败”案时，常常感觉力不从心，纪委更是鞭长莫及。为什么？就是因为法律和制度的缺失。

　　国家有关政策界定“村官”是“从事公务人员”，又开列了对这些“公务人员”的惩治项目，但这些规定仅仅粗线条地划出了“村官”的禁区，而没有明确由谁去缉拿那些闯入禁区的“村官”。因为“村官腐败”和“吏治腐败”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不同的权力群体中发生的犯罪现象，从理论上讲，必须有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才能应对。

　　其实，为节省司法成本、执政成本和社会成本计，不应也没有必要再为惩治“村官腐败”单独创建一套法律体系。将其推上“吏治腐败”的“砧板”后，一起剁不方便，就换个方法剁，但一定要剁。今年以来，我国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窃以为在此基础上再做些补充修订就可以了。

　　比如“村官”不是公务员，在公务用车方面就不存在“超标”问题，即使他坐拥“林肯”，廉政制度也奈何他不得。又如当大多数村民还以漏雨的土屋为家的时候，“村官”却住进了小“洋楼”，对此党纪国法也难以出手。但有一点，他的“林肯”或“洋楼”是否“取之有道”，如果有“民举”或其他“破绽”，检察机关就应理直气壮地立案调查，若被查实确实来之不“义”，法庭亦可办他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当然是在有关法律和制度补充修订之后。另外，也可以考虑把“双规”机制引入惩治“村官腐败”的初始程序。

　　这样做难免会遇到一些技术性障碍，但技术性障碍可以用技术性手段去解决，总比空耗执政资源要主动得多。况且，最大的障碍还不是技术性障碍，而是观念性障碍，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制约了我们在执政实践中的创造力，以致沿着“两委”体制悖论的前提，掉进了村民民主悖论的泥坑：既然是党支部主宰村务，为什么还让村民直选村主任？既然让村民直选村主任，为什么又不能主持村务？破解这个两难命题的做法，就是为它们设定相互成立的条件，即如前所述将其纳入同一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从而让司法机关名正言顺地介入打击“村官腐败”的斗争。

　　因此，必须下决心解决“两委”矛盾。有村委会在，党支部就不能管财务，这不仅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应以党纪国法明确“两委”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在财务、土地、村办企业等重大事项上立下刚性条款，明确规定党支部不得插手或变相插手财务。除一般意义上的“党务”工作之外，亦可赋予村党支部一种类似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功能，让其监督而不是取代村委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加强监督村主任的政治表现、道德操守和财产状况等，而不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独揽村中财务大权。

　　党支部的任务主要是为村委会把好政治关，看村委会是否还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是否偏离了“三个代表”思想路线等等。党支部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一点也不曾改变。党支部跟村委会的关系，应是前者指导后者而不是行政意义上的领导后者，应是前者监督后者而不是将后者架空，更不是越俎代庖——当然这种关系只有依靠法律和制度才能理顺。

　　至于村支书和村主任是否“一肩挑”，我看只能顺其自然，而不能将其作为化解“两委”矛盾的灵丹妙药，更不能作为惟一手段。而且事实证明此举弊大于利，因为它犯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大忌。当然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最好是将其分开。不过，只有在各自职能明晰化的前提下，这种权力分解才有意义。

　　此外，惩治“村官腐败”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就是将党和国家为“三农”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特别是把惩治“村官腐败”的有关法律最大限度地在农村普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耍得最“油”的就是“村官”，政策根本就不是“村官腐败”的对手。政策走样，必然导致民不聊生，司法失范，必然引发社会动荡。避免这种后果的有效途径就是用法律武装农民。但有调查显示，有些地方的农民很苦，却又不知自己为什么会苦；想跟鱼肉了他们的腐败“村官”抗争，又不知“村官”的“七寸”在何处。告状，往往不得其言而诉，不得其门而入。在“村官腐败”面前，由于对法律的陌生，大大削弱了他们“自卫”能力和抗争能力。

　　因此，政府、司法部门以及有关社会团体，应想方设法用大多数农民能接受的方式和以民为本的法律精神，在农民中普及法律，让法律从专业人士的手中解放出来，变为农民手中维护自身权利、同腐败“村官”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总而言之，务必要把惩治“村官腐败”尽快法制化。否则，就是免除了农业税，就是温总理再给农民多发几个大“利是”，最后仍将无法确保农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村官腐败”是世界“腐败史”上最为独特的一种腐败现象，作为恶质政治生态的一种旁支系统，“村官腐败”对农村经济进步、社会和谐惊人的抵消力和破坏力不容低估。就算是什么人有意无意地把“腐败”“雪藏”，反腐败大业都决不会被正在觉醒的政治文明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