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丁玲主编《北斗》时

　　没有痛苦，没有绝望，也没有丝毫的凄婉和柔弱，这些都不属于丁玲。她需要的是胆量和勇气，需要的是斗争的激烈和兴奋。

　　从湖南重返上海后，丁玲找到了冯雪峰，她需要马上改变生活，希望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继续走胡也频的道路，1980年她回忆说：

　　胡也频牺牲后，潘汉年、冯乃超、钱杏邨、冯雪峰，都来看过我。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便要求到苏区。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碰头。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了，叫我等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好，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

　　丁玲接受了编辑《北斗》的任务。她回忆，同时由姚蓬子、沈起予协助她。大致分工是丁玲负责联系作家，组织稿件；姚蓬子负责印刷业务和部分编辑工作；沈起予则因为懂得日文、就负责翻译。

　　把刊物办得“灰色”一些，这是“左联”新的方针。要完成这一任务，丁玲想到了沈从文。她知道在当时的文坛上，沈从文与很多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作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而这一点，正是办《北斗》的方针所需要利用的。于是，尽管在政治和文学倾向上他们已经有了显然的分歧，但她仍然写出了恳切的求援信。

　　根据组织的意见，6月23日，她给沈从文写出一封长信：

　　……上海实在也住腻了，心飞的很远，但只是一个折了翅膀的鸟，成日困在抑郁中。不过想到能飞去的地方，也不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也就用“算了”作为安慰。只有任时间流来流去，流到完了那天就完了吧。下半年你教书我决不想教书，我觉得无味。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不过稿费太少，(元半千字)但他们答应销到五千时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这刊物全为我一个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通稿。我们自己来总比别人的好一点方好，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下流气味”的小文章。坐庄的人全靠我自己(我愿将全力放在这上面)和你。

　　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则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的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的。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上海的施蛰存我也想要他的稿子。北平有什么新的诚恳的小文人，我们愿意不放弃他们。

　　我已在开始写文章了，我想有个刊物必可逼迫自己多写一点……(《记丁玲女士》)

　　沈从文收到信后，很高兴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并且还开始了新的创作。他答应她的请求，四处为之约稿。在北京，他找到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政治大学的凌叔华写信约稿。他依然看重他们的友谊，他愿意在丁玲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

　　沈从文一边帮忙约稿，一边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如实地告诉丁玲。他按照她的意思，还真地与她在信中就刊物的编辑方针作了认真的讨论。他完全知道丁玲正热心于左翼文学，但在朋友面前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在一封信中，沈从文写到：

　　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皆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值开的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倦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了。照理来说，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既使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即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还动人的多了。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分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习气修正一些。……

　　丁玲的回信说：

　　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上海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熟悉，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砂子，你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骸。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

　　从这些通信来看，他们两人此时虽然思想有分歧，但友谊还是依然如旧。

　　沈从文替丁玲约稿十分顺利，这些文坛著名作家都先后送来了新作。冰心回忆，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还留下丁玲的地址，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于七月底写出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了丁玲，成为《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接着，她又为第二期创作了另一首诗。(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

　　沈从文的得力帮助，使丁玲感到非常高兴。沈从文在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之前，收到了她的又一封充满感激和自信心的来信，她把沈从文的功劳和《北斗》的顺利创刊联系在一起：

　　……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什么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去，大家会在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一点！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前面，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友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皆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皮囊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分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皆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那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经过丁玲三个月的努力，《北斗》终于问世了。1931年9月20日创刊号与读者见面。在创刊号上，因沈从文的关系而发表作品的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人。在编后记中，丁玲特别提到了朋友沈从文的帮助：

　　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来。我自己觉得这里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和以往左联的其它刊物相比，《北斗》虽然有所区别。诚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联常委的指示，《北斗》的作者阵容和《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时，的确“灰色”了一些。沈从文也好，徐志摩、冰心等也好，恰恰就是左翼文艺曾经激烈批评过的人，可是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于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不能不说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面貌很快被改变了。在第二期(10月29日)、第三期(11月20日)上，还刊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的作品，第四期他们的名字便消失了。丁玲的一番努力，忽然受到了扼制。她如此醒目地集中地发表为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完全可能受到指责。

　　就在《北斗》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读者之一”的致编者的来信。许多年后。从阳翰笙等人的回忆中，人们才得以知道这位读者即是曾任左联党团成员的耶林。

　　耶林的信主要批评一、二期中的小说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他甚至说有几篇的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几乎对每篇小说都作了分析，他这样批评凌叔华的《晶子》：

　　《晶子》的技术十分圆熟。毫无意识可言，却读得不感晦涩。它写着一般小家庭的美满生活，现社会与这小集团不起任何冲突，他们的生活程序契合着规律。这类非社会化的文学作品，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敢说，大多数人已不欲接近了。

　　耶还批评了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诗多旧派，倾向太坏。”他还希望编者重视文学批评专栏，“批评给予作家的指示是很大的，可以叫现在倾向坏的作者不再重蹈覆辙，同时可以使文艺界一般走上轨迹。”

　　耶林的来信并非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在此之前，他曾以一个工人工作者、文学青年的身分给丁玲写过三封信，而且都是在《北斗》出版之后。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他和刘风斯、繁市等人，每礼拜有一次集会，讨论有关文艺问题，他说过：“我们讨论过林风眠，郁达夫，日后可以把我们的结论写出来，寄给《北斗》。”他批评《北斗》的这封信，完全可以看作他们讨论的一个结论。

　　在发表耶林的来信之后，《北斗》上对“灰色”作家的批评就逐渐多起来。第二卷第二期(1932年5月20日)上司马今(瞿秋白)的杂志《老虎皮》，就是借冰心的小说而展开议论，其中就有贬斥的言辞提及冰心：“固然，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

　　对左联以外的作家作出更严厉而普遍的批评，是钱杏邨的文章。在1932年1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钱杏邨此时任左联负责人，他回忆曾有三期《北斗》是由他编辑的，但丁玲否认过这一点。(1990年4月12日陈明的谈话)

　　钱杏邨在这篇长篇论文中，几乎对左联以外的所有当时重要作家，都一一作了批评，其中自然包括沈从文，以及他为丁玲所联系的那些作家。这是一大段值得重视的评论：

　　既成作家中，除已经论及的外。没有什么新的开展。在惨死的诗人徐志摩所领导的‘新月诗人’的一群中，虽产生了一个陈梦家(有《梦家诗集》)，但《雁子》(梦家的诗)和《雁儿们》(志摩的诗)原是一样的货色，青出于蓝，而青不胜于蓝；徐志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个雄壮的诗题(《猛虎》是志摩译的哈代诗)外，是没有新的特色。冰心只印了一个回忆《南归》，依旧在那里发展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在努力的创作传记文学，但胡适的《四十自述》，并没有展开什么成就和特点。巴金，虽写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阳》，《激流》，《雾》，及其他短篇)，老舍虽发表了《小坡的生日》，可并无新意。矛盾(原文如此——引者)的《三人行》，依旧是过去的《幻灭》，《追求》，与《动摇》的类型的作品，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已显示了作者若干的进步，冰莹的《清算》，虽然表示了一种新鲜的风，但这一种风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风，她还是在‘革命与恋爱’定型的观念的题材里兜圈子，而没有实际的理解左翼作家的当前的主要的任务。袁殊的《工场夜景》虽有相当的成功，但对话太多是大缺陷。周作人的散文小品，还是“古色古香”，“进步毫无”。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如果钱杏邨没有编辑过《北斗》，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的。对于这种对朋友的批评，刊物上没有作任何解释和编后说明。对他发表在第二卷第二期的另外一篇《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编后”里面倒认为有不赞同的地方：“杏邨的论文，批评了我们平时不很注意的那些文艺，于工作是很重要的。不过杏邨的文章还有缺点，他的分析没有触到阶级的根底，没有强调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关于上海事变的文艺的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个“编后”是否为丁玲所写，尚未确定。

　　丁玲处在两难之间。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对文学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爱。她给沈从文的信中所呈现的感情，不能看作是虚假的，她所表示出的对冰心等人的喜爱与感激，也不能说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而故意写出的。

　　革命与文学之间，事业与友谊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丁玲回旋着，徜徉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私下通信中与刊物上两个不同的、甚至矛盾着的丁玲。在事业和集体中，仍然想保留一点个人的特点，也许正是丁玲性格的魅力，后来的生活以及种种坎坷遭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对《北斗》最初宗旨的变化，沈从文是从另一角度分析的。他说：

　　《北斗》的产生与它此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则这刊物将如最初计划的形式，对于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绩来。但这刊物却在上海出版，距离她所需要合作的几个人那么远。并且我不久又离开了北京。故这个刊物开始几期，虽然还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后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作用为根据，把这刊物支持下去了。

　　尽管《北斗》以后几期的面貌并不与沈从文的见解一致，但他从个人的角度仍然首肯了丁玲的努力：“然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者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慎的集稿编排，努力与耐烦处，皆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从第三期开始“红”起来的《北斗》，马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出至第二卷三、四合期(1932年7月20日)被查禁。

　　丁玲和沈从文最后一次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