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的事迹首次被收入上海市小学教材，创造了上海市教材快速引进最新时文的纪录，也因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吴锡平先生3月8日在“青年话题”发表文章对此表示肯定，说是“折射社会榜样观的进步”。对此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是，对于吴文中的一些说法，我却不敢苟同。
吴先生认为，过去我们在宣传典型人物时，习惯于将其“神化”，英雄榜样形象“高耸入云”，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让人觉得距离遥远，“可学性”不强。不错，过去英雄榜样的形象是存在“高大全”的问题。但因此认定他们“可学强”不强，却有些“今人讥笑古人”的味道。英雄榜样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英雄榜样，而英雄榜样也会深深地打上他（她）所处时代的烙印。但是，不管怎样，英雄榜样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道德判断、价值追求和审美取向的产物，是人们心中普遍的“英雄情结”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中体现”，英雄榜样是自我成就的，更是人们按照当时普遍的价值观念“造就”的。现在，我们觉得黄继光们“可学性”不强，但在黄继光们所在的那个年代，许多人就是渴望“那样的生活”，或者本就“那样生活着”，他们的“可学性”咋会不强呢？
再说了，如果黄继光、刘胡兰、邱少云等的爱国精神、献身精神、大无畏精神这些后天可以培养，且具有长久性的素质的“可学性”都不强，那刘翔身上更多的是一些天生的素质（有媒体报道，与常人相比，刘翔的韧带更适合于跨栏），那就更不可学了？但是，我们描写，只是也只能描写榜样最”闪光“的一点，而不可能是全部。而我们学习榜样，也只能学习其一点，尤其是其精神。对于刘翔来说，他的言行彰显了“大国公民的自信”，但这也只能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的“判断”，别说是在“黄继光时代”，就是再早十年、二十年，他那样说话恐怕只会被指责为“出言不逊”、“骄傲”，甚至“狂妄”。但是，如果再过50年，在那时的人看来，也许他的这种“自信”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就此而言，人们对过去的英雄榜样出现“审美疲劳”，关键不是他们的“可学性”不强，而是和平年代不太需要这样的英雄。刘翔现在也是以“完人”的形象出现的，人们之所以不把他当神看，是因为时代进步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人们“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的空间更大了。这是好事。但是，这绝不能成为用来说明黄继光们“可学性”不强的证据。如果现在的人敢说半个世纪前的黄继光们“可学性”不强，那么，谁又敢保证半个世纪后的人不会说刘翔的“可学性”不强呢？
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人们心中的英雄、偶像、榜样不再“大一统”，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刘翔自有刘翔的“可学性”和拥趸，黄继光照样有黄继光的“可学性”和崇拜者。脱离时代背景，用一种“价值判断”来否定另一种“价值判断”，甚至用一种“英雄精神”来嘲笑或者消解另一种“英雄精神”，实际上是在“自己否定自己所说的话”。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超越他所处的朝代，赋予榜样“超时代”的精神和价值内涵，也没有哪个榜样完美得适合每个人学，适合每个时代的人学——岳飞不能，黄继光不能，刘翔照样不能！这从刘翔仅仅入选“家乡教材”就可以看出。(稿源：红网)(作者：易其洋)(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