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

　　去年9月，媒体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等文件的消息。《意见》重申了“三年两不准”的规定，即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针对党政领导干部“下海”经商，过去一直议论热烈，那么到如今又有哪些观点呢？本栏今天发表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编者

　　优秀人才须留在“官场”？

　　陈钢

　　即使“权力资源”难以界定，但党政领导干部也并非因此就不能“下海”。问题在于怎样让我们的政策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以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加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设计一个杜绝“权力期权化”的制度，使一切权力都置身于有效监督之下

　　在很多人眼里，“熬”到了处级、局级领导这个份上再辞官“下海”，于公于私都是一种“浪费”，更遑论部级后备干部了。但是，对因袭多年的官本位意识而言，这种做法无疑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我们从来信奉“学而优则仕”、“干而优则官”。人浮于事的官场，要得了那么多的优秀人才？能让那些优秀人才都很好地发挥潜能？今天，终于出现了“官而优则商”，不能不说是新的人生价值观对千年封建传统的一种反叛。这种反叛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培育社会上更加缺乏的企业家群体。

　　改革的深入，必然带来人们价值观念和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众多官员之所以退出“官场”选择“商场”，除了“官场”相对“拥挤”，还有一个原因是，改革深化促使政府行为不断规范，导致“官场”的相对“收益”显著低于“商场”。

　　不错，“商场”风险很高，但“官场”获取灰色收入的风险可能更大。具有合理合法高收益的“商场”，自会吸引那些不计名望、不图灰色收入而偏好挑战风险的弄潮者。对一些具备素质和经历的党政领导来说，他们对“商场”的驾驭，没准会更加得心应手，更能施展才华。

　　现在有的领导干部“下海”，被议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违背“三年两不准”规定。我想，即使他的“权力资源”难以界定，但恐怕也并非因此就不能“下海”。问题在于怎样让我们的政策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以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

　　“三年两不准”的出发点无疑非常正确，应该坚决执行。这种政策是基于对“权力期权化”的担心：一些官员在职时为企业谋足了好处，一旦“下海”，官员与企业之间马上实现权钱兑付。另外，“下海”官员也的确可以利用“剩余影响”为所在企业谋好处。但是，更要重视的，不仅是抓官员“下海”后的期权效应，而应是加强在位时的用权监督。在法治国家，官员在“官场”与“商场”之间不停转换的大有人在，但人们并不担心“权力期权化”，就在于“官场”权力的高度制衡和“商场”市场运行的高度规范。如果我们也能做到这两条，对官员辞职“下海”就大可不必担心。

　　和谐社会，应该尊重人的选择。随着社会进步，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党政官员“下海”。应该在他们在任时，加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设计一个可以杜绝期权产生的制度，使一切权力都置身于有效监督之下。这样，才能真正杜绝“权力期权化”的产生。（作者系江苏《新华日报》高级编辑）

　　权力资本与个人资本的冲突

　　李程骅

　　未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寻找的“代理人”，将会从原来的技术型人才，更多转向具有管理才能和资源优势的政府官员。政府职能部门应从总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高度，制定一个导向性政策，以利于他们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同时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震荡最小化

　　在转型社会，如何才能有效界定官员的“权力资本”和“个人资本”，在最大限度上消除官员“下海”产生的社会震荡？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综合价值体现在“角色丛”上。教授、官员、经营者等原本相互冲突的角色，完全可以集为一身。关键是，在现行政治管理体制下，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可支配权力过大，“角色丛”中的“官员角色”具有核心地位。因此，有人难免会对“下海现象”有这样那样的揣度。

　　现在有的“下海”官员之所以引起一些议论，我想原因不在“下海”，而在于“下海”的程序是否合乎规定。比如说，某人在某区当过区长，或曾任某局局长，现在到了一家企业去当老总，尽管这家企业在他所管辖的区或系统内没有任何投资项目，也可以说没有违反“三年两不准”的规定，但我还是有疑问：这个区长与相邻各区，或是这个局长与其他职能部门所建立的“资源优化配置”体系，会不会因为这个新老总的缘故直接促进这家企业的开发业务？

　　现在，许多城市多种优质资源高度积聚，区与区之间、局与局之间联系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的“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该怎样划定，确实是个敏感问题。

　　探讨“下海现象”，无法回避“下海”官员所拥有的“权力资本”效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中有许多人确实是精英类的管理人才，即使没有区长、局长等任职经历，同样也可能取得很大成就。这就牵扯到了具有专业背景和管理才能的官员们“个人资本”有形化问题：如果此类官员“转行”，即使没有带走直接的权力资源，他原来的“声望”所带来的有形化资源，算不算“以权谋私”？如果承认他们是人才，在流动过程中怎样才能不产生较大震荡，并使他们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

　　可以预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大力推进资源型投资战略，跨国公司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将会从原来看重技术型人才，更多转向具有管理才能和资源优势的政府官员。因此，政府职能部门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体制，还应从总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高度，来制定一个导向性的政策，以利于他们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同时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震荡最小化，并完善相关制度，把因此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作者系南京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后，城市社会学博士）

　　《华东新闻》 (2005年03月10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