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冯达的出现

　　冯达走进了丁玲的生活。好似一阵轻微的风，在经历过暴风雨之后的湖面上轻轻拂过，没有激起水花，但却有一圈圈平静的涟漪慰藉破损的心灵。

　　丁玲是在创办《北斗》前后与冯达结识的。冯达当时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私人秘书、翻译，史沫特莱通过他与丁玲取得联系，作过多次谈话。

　　刚刚失去胡也频的丁玲，在经历了感情的痛苦和生活的磨难之后，此时或许感到苦闷和疲倦，需要温存，需要慰藉。丁玲后来回忆，在认识冯达之前，她已经对爱情感到心灰意懒。她说：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魍魉世界》)

　　丁玲对爱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寂寞，应该与她无法实现同冯雪峰的爱情有关，《不算情书》中的两封信可以证实这一点。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的信中说，她为忍受对冯雪峰的爱而承受着痛苦，她的这种心境，对好几个人说过，但她说人们都不理解。理解她的只有姚蓬子。她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谎，我过去同他说到这上面，讲到我的几年的隐忍在心头的痛苦，讲到你给我的永生的不可磨灭的难堪。”

　　姚蓬子记述过丁玲对他所谈及的内容。

　　也频走后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的谈不厌的谈下去。我抽着烟，不久这小小房间里便被白雾所塞住了。在这烟雾中丁玲似乎感到窒闷，站起身来去打开窗户了。

　　我们的谈话，终于在某一夜里，谈到丁玲久已要告诉我的而终于隐忍下去的话上了。这话，仿佛一团长久塞在她心头的淤血，现在才一口气吐出来了。虽然是感到剧痛的烦乱的心。她是那么孤傲的一个人，有勇气去蔑视别人的一切尊重和好意，此刻是低着头，垂下眼睛，幽幽的带点颤抖的诉述着。虽然映着红红的炉火，仍旧可以看出她的脸色有着一种不常见的奇怪的惨白，一种说不出的悲伤的紧张和兴奋。她的眼光望着地板，不敢抬起头来看我。有时会说到半路上又突然停住了，跑去倒在床上，低低的，可是伤心的哭泣着。

　　她告诉我的是，和我那朋友，虽然后来决心写信和他决绝了，但她是不能忘记的。这二年中，因为想到他而瞒着也频独自伤心着的事情是有的。想给他一封信，而终于忍下去了，或者正在开始写着而又终于毁去了的事情也有过。刮着风的奇冷的冬夜，偷偷的跑到他住着的那房子的周围，徘徊着，希望能够偶然见他一面的事情也有过。……她说她是不能忘记的，然而没有一个人知道她这秘密地受着苦的心。(《我们的朋友》)

　　胡也频的遇难，困扰心境的感情，都完全可能使丁玲处于她所说的寂寞之中。同时，丁玲现在对冯雪峰的感情，也不同于从前。她知道一切都成为过去，梦想，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她愿意把感情埋在心底，由她独自品味它的苦涩。她现在有了战斗的事业，有了每日充实生命的工作，同时她和所爱的人又拥有着同一个信仰和理想。对于她，这也许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就在写出《不算情书》中的第一封信同时，1931年8月上旬，丁玲创作了一首诗：《给我爱的》。诗中没有明确说是为冯雪峰而写，但和《不算情书》以及人们回忆相参照，可以确信它是为冯雪峰而写，真实地袒露出丁玲的心境。

　　没有机会好让我向你倾吐，

　　一百回话溜到口边又停住，

　　你是那末不介意的，

　　不管是我的眼晴或是我的心。

　　……

　　我们不是诗人，

　　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

　　还有那些所谓爱情，

　　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

　　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

　　所有的时间和心神却分配在一个目标里的各种事上，

　　你不介意着这个，我也不要机会倾吐，

　　因为这在我们，的确是不值个什么了。

　　一种感情的折磨，消融在对理想的理性追求之中，尽管其中可能有种种外人永远无法领会的原因。

　　就是在丁玲的生活带有这种孤寂色彩的时候，冯达，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丁玲未来命运的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丁玲说：

　　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魍魉世界》)

　　这是一个平稳的、不使丁玲时时感到骚动的人，与沈从文笔下的胡也频，完全不同。胡也频充满热情，高兴时可以哄她，服侍她，不高兴时又会生气，挥起拳头吓唬她。现在，胡也频去世了，丁玲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

　　沈从文写过，当朋友就生活问题询问丁玲时，她曾这样开玩笑地回答：“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人图方便，找情人时多就熟人中去选择，我却预备要一个生人。”

　　正是从这一角度分析，沈从文得出一个结论，丁玲“并不是要个太太，却实在需要一个女孩子作为朋友。倘若真有那么一个同伴，与她能在一处过日子，这女子既了解她，明白她的短处，尊重她的长处，又信托她，帮助她，且能用青春的美丽与天真来温暖她，两人合住下去，成为她感情的尾闾，她此后性情会不同一些，此后生活与命运也会不同一些。”

　　丁玲自然没有如沈从文所说，和一位女性共同生活，但是，她接受冯达并很快一起生活的原因，却从某些方面多少印证了沈从文的看法。在当时丁玲的眼中，冯达的确带有女性的温顺和体贴，对于她恰恰是一种生活的补充。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作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

　　当沈从文在青岛刚得知丁玲与冯达的事情时，曾觉得有些太突然。他给丁玲写信，希望她在这件事上谨慎一点。对她说，她已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应该明白生活中处处布满陷阱，对于突兀而至的爱情，即使不是一个陷阱，也应该多花时间予以考虑，而不能草率决定。他的意见自然没有起到作用。

　　后来，沈从文正是根据他对丁玲的理解来看待冯达的，他把冯达归于带有女性特点的男人。他写到：

　　那翻译恰好是有着一个女性型范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话。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这种人若还有可以称为特别长处的地方，即是为人“稳重可靠”。这分长处若用在生活事业上，则可以“办事”而不能“创业”。这分长处若用在爱情上，则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适宜于作一个女孩的情人。

　　从这一方面考虑，对丁玲与冯达的同居，沈从文毫不感到惊奇，相反觉得非常自然。因为冯达虽然没有胡也频的那种热，但他能够给予丁玲生活所需要的温存。在他的笔下，他突出强调冯达的柔顺。

　　然而，沈从文并不认为丁玲的这一选择是无懈可击的。在他看来，丁玲不是温室里的小草小花，他用了一个比喻：“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不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却移到温室里去，实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错误！”他甚至明确地说：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

　　沈从文本人与冯达没有交往，他见到冯达应是在1932年夏天，这里丁玲与冯达同居已有半年多。

　　沈从文这次利用暑假从青岛前往苏州，看望追求数年而不得的张兆和。途经上海时，他去看丁玲。他先找到了冯达。在见到冯达之前，沈从文已经多少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这次见面，冯达留给沈从文的印象便使他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他在《记丁玲女士》中记述了这一次见面：

　　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先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则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我把我的名字告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话。当我同他说话时，一面我便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丽华公司？惠罗公司？……中国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但无论如何，把这一个放到那些地方去做点什么事情，个人实在是不怎么不相宜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沈从文对冯达的疑惑，所用的言词，也计可以看成他对冯达的苛刻。在《记丁玲》出书时，他又补加了这样一句：“‘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这样疑心那个人。照我的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沈从文写这些话时，丁玲已经失踪，他并不知道冯达的自首，他只是凭一种感觉来写出他的印象。

　　见过冯达之后，第二天，沈从文在住处等候丁玲前来。这将是丁玲失踪之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丁玲出现在他的门口，他们已有将近一年没有相见了。丁玲穿一件淡蓝色薄洋纱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比一年前更胖了。沈从文几乎不能相信，她一年的变化会这么大，“若非事先预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了的。”他们谈了许多，冯达显然是一个主要话题。关于冯达，丁玲除了在《魍魉世界》里集中谈到一些看法之外，尚未见到其它的记述。沈从文下面叙述的他们此次对话，或许从另一侧面反映丁玲的态度，至少是她在沈从文面前所表现出的态度。对照她对冯达性格的描述，这段对话基本可信：

　　我又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且说及那个只见一面的白脸少年，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她就轻哂着说：

　　“一个忠厚本分的人，一个正派人。”

　　“一个体面人，一个绅士风度的——”

　　“不，许多方面还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个样子了。老实说，远远的想象着，我们为你很担心。”

　　“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还是不很放心。日子就当生活方面说来，过得怎么样？”

　　“同住公寓一样，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务，把时间安排到自己那分工作上去，晚上在一处。”说到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处，停了一停便轻轻的说：“我们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样！”

　　沈从文还和丁玲谈到她的工作，谈到《北斗》。丁玲所表露出来的政治热情和性格刚强处，同样使他感到她的变化。对左翼文艺曾经心存芥蒂的沈从文，他审视丁玲，愿意根据自己的理解，从热情、干练、兴奋的外表，看到她内心的寂寞。他认为即使新的生活——自然包括和冯达的同居——能使她温暖，但仍然不能不使她感到寂寞。

　　同过去一样，沈从文还是从人生、从性格的角度分析丁玲。

　　但是一切人皆各有自己一分命运，性格强一点。所负的重要也就多一点，性格随和一点，便无往不宜了。她的性情表面上看来仿佛十分随便，灵魂却是一个地道农人的灵魂。为了服从习惯重义而轻利。为了与大都市的百凡喧嚣趣味不和，故大都市的一切，凡所以使一般人兴奋处，在她便常常感到厌烦。她即或加入了左翼运动，把凡是她分上应做的事，总好好的尽力作去，但到了另外一时，使她能够独自温习她的一切印象时，觉得浅薄讨厌的人，也许就正是身边那几个人。她认识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处与矛盾处，以及这个社会中某一阶级，某一问题，某一种人心灵，所有的错误与矛盾，控制支配她的信仰与行为的，还是她那一分热情。她自己便是一种矛盾，这矛盾就如同每一个农民把生活改移到都市住下时同样的情形。即或活得再久，即或在那里有作为，这工作是不是她真正要作的，总留下一个疑问！

　　他们还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及其它事情。丁玲兴奋地向沈从文追述徐家汇的罢工等上海发生的斗争。听她谈论这些，沈从文不免产生一种忧郁。在他看来，丁玲的性格与所热衷的活动，是非常不协调的。他甚至认为，丁玲是在演出生活的悲剧。他的这些见解，显然以后会为丁玲所贬斥。

　　这次见面之后，沈从文再也没有见到过冯达。这个出现在丁玲生活中的人，留给他的，只是一种无法说清的感受。他为丁玲的生活和未来忧虑，这种忧虑还带有只有沈从文才有的淡谈的悲哀，更不会赞同他。他对冯达的评述，对丁玲爱情生活的分析，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异议。特别是丁玲，许多年后，她读到这些文字，不能不感到某种不满。但是，沈从文却是真诚的叙述着这一切，以一个朋友的友情，也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直觉。

　　这次在上海的见面，短暂而匆匆，沈从文和丁玲的思想之间，显然隔阂更大，尽管昔日的友谊还维系着他们。他们都不曾预料，丁玲很快就会被国民党绑架，在三年的时间里，消失在无从知晓的角落。随后，他们虽然屡次重逢，但恩怨沧桑，昔日友谊不复存在，这次见面也就成了一曲绝唱。

　　很快，丁玲失踪的消息将使沈从文最后一次表现出他的侠义和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