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作家为低酬发牢骚：没有好剧本是肯定的

　　中新网3月11日电据西安晚报报道，前不久在2005年影视作家联欢会上，著名作家刘震云发了一通牢骚，为编剧们的低报酬叫屈：“如果一部电影需要十块钱的投资，却只付给编剧一块钱，没有好剧本出现是肯定的。”编剧的地位在电影体系里到底如何？他们又能拿到多少版税？记者为此采访了几位著名作家、编剧。

　　王刚被《天下无贼》折磨3年

　　“只付给十分之一。”这个说法马上让冯小刚卖座的电影———《天下无贼》的编剧王刚摇起了头，“《天下无贼》投资有几千万元，如果给了我几百万元，我就非常满意了，实际上怎么可能？”令人觉得最“没意思”的是剧本一次又一次地被逼修改。“某一个场地或者一个美工出了点差错，都会给导演造成极大的刺激；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的点子，也会给导演们带来如获至宝的感受。导演们的脆弱绝对超出你的想像，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都会心惊肉跳，本来很聪明的人这时也变得相当愚蠢，便开始不停折腾剧本。演员也好，摄影也好，他们拍一部戏都有时间限制，编剧却没有。”写《天下无贼》，从第一稿到开拍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王刚的写作时间跨度为3年，虽然并不天天在写，但这3年之间，《天下无贼》一直有形无形地在折磨着他。

　　令王刚最恼火、最啼笑皆非的是，在离《天下无贼》开拍的3个月前，突然有人说：“把傻根换成女的怎么样？”王刚一听，整个人都蒙了，于是开始反反复复地向所有人证明———傻根这个角色绝对不能是个女的。“如果把傻根变成个女孩，那她除了哭之外，屁事都不会干！”在面对媒体的采访中，王刚不止一次地说过：“写剧本，只是我回到文学中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跟退休一样，无所事事，觉得写剧本好歹还是一项文学工作，可是在写《英格力士》之后，我发现剧本是极其无聊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不知道剧本该怎么写。”

　　余华《活着》的版税是5万

　　说到作家在其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中的“吃亏”问题，余华肯定是第一发言人。去年他来南京时，曾向记者抱怨买下《活着》电视改编权的公司拖欠他20万元长达一年之久。1993年，小说《活着》的电影版权买主是张艺谋，余华居然还能记得当年的那个价码：“张艺谋给了我5万多元，算不错了。”至于现在的“行情”，余华感慨：“刘震云说一部片子投资十块，他只能拿到一块，那是他吧，我拿到一毛就不错了。咱们就这个状况，当然出不了好编剧。二三十年前，法国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当时在欧洲电影界很不屑好莱坞商业气氛的情况下，他却只身去了美国，面对不解的人，这位导演说，因为好莱坞有最好的编剧。最好的编剧是怎么来的？当然是因为他们有最高的薪酬。”

　　毕飞宇看什么人出什么价

　　十几年前，张艺谋看中毕飞宇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改成同名电影，拿到奥斯卡上去晃了一圈。当时张艺谋拿了多少钱买下，毕飞宇实在没印象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也不懂什么行情，而且那时候价格普遍低得要命，我觉得张艺谋给得还行，就卖了”。如今，熟悉了行情的毕飞宇是“看人出价”，曾有一个地方戏的导演特别喜欢《青衣》，想改编，毕飞宇没收一分钱便送出去了。他说：“有些人的语调你一听就听得出来，他特别喜欢，但又有点胆怯，因为他没钱。”相反，一些奔着纯商业目的进行的剧作，毕飞宇肯定不会那么好说话。毕飞宇还开玩笑说，演员和导演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希望有天大家可以共同富裕。

　　莫言拍《红高粱》拿到800元

　　张艺谋的“崛起”跟一个作家息息相关，他就是莫言。1986年夏天，莫言还在解放军艺术学校读书，放暑假了，其他同学都回家了，莫言还没走。有一天楼道里有人喊他的名字，那是莫言第一次见到张艺谋。张艺谋穿着一双老百姓穿的用轮胎内胎缝制的简易凉鞋，鞋带可能在公共汽车上被人挤断了，他提着鞋来找莫言，“他被晒得黑黑的，可能当时正在西北拍《老井》，他说想要改编《红高粱》，我说随便改吧，我不是什么名作家、名人，你绝对不要忠实于原著，你愿意怎么改都行。”一切按规定去办，莫言得到的电影版税是800元钱，这是当时的统一价。“《红高粱》是个中篇，就算是长篇，规定的版税也就是千把元吧。”(仲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