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所涉利益调整广 中国政府面临难度前所未有

　　中新网3月11日电最新一期的《瞭望》刊载文章指出，过去一年间，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践行，中国政府工作对象更加复杂，预设的目标更多元，国际环境制约更严格，改革所涉及的利益调整更广泛，同时施政手段法制化转型，对社会心态及时回应的要求提高，都使政府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度。

　　同时满足多元群体利益

　　文章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具体化，其核心内容，在于使更广大的人群更公平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改革的系统性增强，改革目标的互相制约更突出，这是去年政府政策选择的突出特点。

　　工作着力点面向多元群体利益。中国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最大的人群是农民群体。在过去的一年，中央惠及农民的政策密集出台，未富群体、未富地区利益成为中央关注的中心。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提出免税、直补等政策，农民直接获益451亿元人民币。全国20余个省免征农业税，提前完成中央对农民的政治承诺。随后，今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又出台27条惠农政策。惠农政策的提出预示着政府已决心进行难度更大的改革：调整财政体制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在稳定的前提下精简基层政府的机构与人员。更长期的考虑，还包括怎样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领域保证农民利益等等。

　　工作目标多元化，更多地考虑系统性选择。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刘春说，中国政府的发展方向变成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全面发展，工作的系统性选择增强。从中央宏观调控的一系列举措，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以改革的措施推行宏观调控，以求既抑制增长中的不健康因素、又激活增长中的市场化因素。

　　突发事件考验政府应变能力

　　文章指出，政府工作内容的转变与社会问题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刘春认为，最近几年来，突发性事件的增加在两个方面改变了政府的工作重心，一是工作的重点和节奏，轻重缓急的安排在随时调整；二是一些过去非主流的问题开始进入政府决策视野。政府必须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不断提高应变能力。

　　文章说，这种转变首先是从2003年抗击非典中出现的。而在其后的2004年，由于煤电油运形势紧绷，各地安全生产事故频仍，政府对应付突发事件，应付群体性事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对策。

　　除安全事故外，生态灾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危害群众健康等问题也频频发生。刘春说，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这些当务之急决定了政府的行为选择，催促官员采用新的方法来进行新的思考。一些在过去看起来可有可无、可以拖一拖再办的事情成为“急所”，同时由于问责制的实施，一批官员因此而去职，使得各级政府的危机意识有所增强，政府的资金投向，执法重点等开始向过去20年来一些被忽视的边缘问题转变。对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着眼长远、着眼于根本解决问题的意识得到强化。

　　执政手段法制化提出高标准

　　文章说，以建设法制政府为目标，政府执政手段的法制化有了更高标准。有关法学家专门做过统计，现行的法律、法规、条例中，有6000多项是行政执法方面的，这些法律涵盖了现行法律的80%。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础，这一基础已经有了严格的立法保证。

　　官员责任加重。非典期间中国首次实行问责制，去年4月，《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的出台，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官员问责制度。对政府官员责任追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责任追究从生产事故多发部门向其他领域和权力部门推进，党政机关、公检法司、企事业单位等皆可“问责”。

　　法律硬约束增强。去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国务院重新修订了《国务院工作规则》，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出台了农村税费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土资源管理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和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这标志着依法执政的要求在提高。

　　民主成为法制基础。政府自我完善、削减权力方面的压力巨大，形成新的利益博弈。为此，一方面，政府加快审批制度改革，从直接参与具体经济活动的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则推进民主制度建设，使之成为法制建设基础。

　　群众法制意识改变官员执政环境。广大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对官员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规范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整体民主法制意识提高，深层原因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利益结构和人们利益诉求越来越具体，不同阶层之间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各个群体越来越珍视自己的利益，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而导致了社会整体民主法制意识的提升。

　　透明度增加要求“完美”

　　在信息社会里，政府工作必须透明化，随着监督增强，政府工作要力求“完美”，否则无论中央地方、范围大小、责任在谁，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影响稳定的大问题。

　　社会监督推动透明政府。信息社会的到来对政府工作透明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监督范围扩展。去年，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建立了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进一步加强了对省区市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刘春分析，上述举措标志着干部监督正逐渐走上正轨。

　　此外，第一部党内监督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正式出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项权利及其保障作了进一步规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等，一系列由上而下的监督体系在不断完善。同时，全国组织系统“12380”干部监督专用举报电话开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票决“一把手”，领导干部辞职制、干部经商、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都由备受瞩目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关文件进行了规范。

　　及时应对国民心态

　　文章分析指出，在社会转型期，求稳定仍然是中国民众的主流心态。但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与改革目标的多元化，使得社会出现主流心态之外的种种其他心态，政府对此必须准确判断，及时沟通，随时调整政策的针对性，以扩大改革的民意基础。

　　社会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地域差距和个人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使得追求社会公正的共识越来越普遍。

　　社会心态的利益导向更明确。整个中国社会心态的发展，在经历了80年代的激情之后，在90年代变得更加现实。刘春认为，社会心态利益诉求更具体是好事。尽管这种诉求对社会带来的冲击更大，但是政府对策的可行性，现实性增加了。在这个背景下，政府的政策选择要多，维护稳定的政策手段要丰富。而对应的要求则是，政府要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和政策的针对性。(史湘洲王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