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夜803和野鸡车到底是何关系

　　《南方都市报》关于广州夜班803路公交车“暗助”野鸡车的报道近期引人关注，市运管局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将全面调查803路公交车，如果公交公司确实存在与拉客仔勾结的情况，一定按相关规定严厉处罚。”可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星期，媒体也作了数次追踪报道，一个看来并不复杂的事件却迟迟不见有关部门的任何意见反馈。

　　野鸡车乱收费，不提供到位的服务，甚至以武力威胁乘客，这已不新鲜，但公交车公然为野鸡车输送乘客，却不常见。记者对广州夜班803路公交车的调查(见《南方都市报》3月4日和3月8日报道)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信息，也留下了不少问号有待“权威”解答：其一，803路车为何不按规定的路线行驶，在非公交站点(野鸡车黑站点所在处)停车？其二，为何相当多的乘客无需投币买票，即可上车——夜班803路难道是无偿服务？其三，为什么夜班803路车火爆，另一行走同一线路的274路车却异常冷清被迫出局？

　　夜班803路和野鸡车之间的默契关系几乎呼之欲出，但真正要定性，确实要靠政府主管部门。公交车每晚挣钱过万，出卖的却是政府的公信力，正像一名受骗乘客所说的：“我看到是公交车，就以为是正规公司，公交车不会骗人。”但正是这路“不会骗人”的公交车把这名乘客带到了野鸡车黑站点。

　　有人说，迟到的正义就是不正义，那迟到的管理呢？笔者希望权威部门所宣称的“全面调查”不是虚晃一枪草草了事，盼望看到有关部门打击野鸡车、整治违规营运公交车的诚意和决心，更盼望利用公交车为野鸡车拉客的现象不再猖獗，乃至完全肃清。

　　蒋亦苇

　　无须从“假如我是市长”开始

　　近日，贵报开展了“假如我是市长”的大讨论，此举虽说是为增进市民与政府的沟通，笔者却认为当中有些不妥之处。官民沟通自是好事，费解的是，沟通何须市民以“假如我是市长”为前提？对官员提出意见、要求乃至批评，是每个市民的权利。作为一个城市的主要纳税人，当市民们认为城市里应该多一些图书馆、多一些免费的公园，应该得到更好的治安、环境服务时，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直接提出，而无须“假如我是市长”地多此一举。

　　让人们假设自己是市长，还是角色错位的一种表现。市民如果先要假设自己是市长再来发言，那这种发言不过是一种幕僚式的向上进言，而非交易双方(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实质就是一种交易关系)平等的监督、批评与要求；同时，“普通市民”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身份和生活状态，只有出于这种普通市民的角度，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感受困难，才能真正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有人说，让市民假设自己是市长是一种换位思考。其实这种所谓的换位不过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在作怪。市民们以纳税的形式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与服务时，已成政府的“顾客”(用商家的说法则是“上帝”)，要顾客假设自己是商家来提意见，这样的做法只会令人啼笑皆非。在当下政府远较市民强势的情况下，真正的换位思考应当是官员们假设自己是清洁工、小贩，是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只有这样的换位，才能从“以官为本”进步为“以人为本”。林春元

　　什么阻碍了“反腐利器”出炉？

　　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提交议案，呼吁建立政府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制度——领导干部不仅要公布个人财产，还应公布自己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的所有有价资产及其海外资产。

　　该议案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公认的“反腐利器”，近年来，“官员财产一律公开申报”的建言之声响彻民间，人大代表也不止一次提出议案。然而，这件反腐利器似乎全无出炉的迹象。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综观那些能够见光的理由，无非有以下四种论调：

　　一是“维护隐私权论”。有人认为，官员同样是公民，享有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强制公布官员财产，是对官员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二是“监督无效论”。有人指出，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由官员个人提供财产信息，所依靠的还是官员个人的道德自律意识，腐败官员照样会隐瞒真实财产情况，人们照旧无法获得真实信息，监督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三是“成本过高论”。有人强调，中国官员数目众多，配套制度又不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成本与执法成本都太过高昂。

　　四是“立法条件不具备论”。面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有人总是以充满权威感的声音回答道：“目前立法条件尚不具备。”至于哪些条件不具备，他们往往语焉不详，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阻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是公民权利吗？不是。在法治国家中，权力与权利总是此消彼长的。任何人一旦掌握公共权力、拥有了利用权力为己牟利的机会，他就必须将自己的隐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阻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是其自身的软肋吗？不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不是为了获得有关官员私产的真实数据，而是为了让公众与反腐机构更容易发现那些公开收入情况与奢华生活状态明显不符的“问题官员”。

　　阻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是过高的成本吗？不是。计划生育制度、高考制度的实行同样面临“人多”的问题，但这些制度都没有因人多而空转。仅外逃贪官带走的国家资产就高达500亿美元，即使反腐败成本巨大，与收益相比却又是微不足道的。

　　阻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是立法条件问题吗？似乎也说不通。泰国、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也都或早或迟实施了财产申报制度。与这些法治程度参差不齐的国家相比，我们还缺少什么立法条件？

　　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呢？“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93％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的阻力主要来自于领导阶层。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