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驳闻心先生的四大“理性”腐败理论

　　网友：李文喜

　　闻心先生说，最近上网，看到一个《反腐败为什么反得这么狼狈》的贴子，发现有很多漏洞。于是先生发表文章——《理性地看待（中国）腐败问题》。拜读此文后，我倒觉得先生的论点缺乏应有的理性，有的可以称得上是“腐败怪论”。

　　怪论一：“腐败这东西是个癌细胞，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产生，也象癌症一样，一旦患上这种疾病，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治好的。对患上这种病的人，要多呵护，少责备，更不能打骂。”——腐败难治论。

　　腐败是不是癌细胞，存在腐败是不是“象癌症一样”，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暂且不论；但说腐败“象癌症一样”难治，这就有些离谱了。“腐败难治论”说穿了是“腐败合理论”、“腐败宽容论”、“腐败长存论”的托词或翻版。这也就难怪要大家“多呵护，少责备，更不能打骂”了。先生反对“个别人拿腐败问题说事”是对的；但通过说腐败有来头、腐败根深蒂固、夸大反腐败的难度而为反腐败工作不力开脱，一样是一种缺乏理性的情绪化表达，也不利于人们增加反腐败的信心和斗志；另外也容易引起读者歧义：似乎觉得腐败无药可治。

　　怪论二：“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方面发展较快，相应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健全，漏洞多一些，腐败也就自然多一些。这个过程，任何国家都经历过，美国也一样。”——腐败难免论。

　　这是先生贯穿通篇的一个论点：“腐败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外国有中国必然也会有，外国多中国必然也会多，外国难反中国必然也会难反。我不知道这种“腐败难免论”是不是国际通行的，是不是具有国际标准，但这一理论却掩饰了“中国特色腐败”的易发性、无序性、贪婪性、社会性等特点。目前贪官一抓一串且官阶越来越高、窝案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既说明反腐败工作成就大，又反映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高发性。中国的腐败就是中国的腐败，拿“世界性”说事能开脱什么呢？对有针对性地开展反腐败工作有用吗？再退一步说，世界性难题中国就不能够解决？不应该率先解决得更快更好些吗？

　　怪论三：“在西方，官员在生活作风上闹点名堂、赌博甚至嫖娼，是不会受处分的，可在我国却不行。如果嫖娼，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反腐严格论。

　　由于我国反腐标准严格，于是显得腐败现象多了，腐败问题严重了——西方可以赌博，可以嫖娼，难道中国在这方面开禁了，腐败就少了——这是什么“理性”的逻辑？

　　怪论四：“有些人把腐败当个筐，什么东西都往内装。把经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房屋面积缩水、虚假广告、虚假彩票等违反诚信原则和市场秩序的行为，不守信用、服务态度差、形式主义等工作作风和封建迷信、人情淡漠等消极现象以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问题，都归结为‘腐败现象’。如果除去这些，真正严重的腐败问题就不是如一些人说的那么多了。”——腐败不可泛化论。

　　假冒伪劣不是腐败，容忍、保护甚至纵容假冒伪劣的背后有没有腐败？地方保护主义是不是腐败？虚假彩票不是腐败，西安“假彩案”怎么就查出腐败？黄赌毒不是腐败？官僚腐败不等于社会腐败，但社会腐败却恰恰是官僚腐败、公权腐败的反映。腐败仍在泛化，有学者说“腐败意识”（不是腐败现象）已渗透到娃娃，许多腐败现象正在被社会所容忍、认同，人们主动或被动地当作行事和处事“潜规则”，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和反对吗？！玩概念、孤立、静止地看待腐败和反腐败问题，无助于广泛、深入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不是人们把腐败问题看严重了，而客观存在着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不是腐败概念泛化了，而是腐败意识泛化了，腐败问题本身具有传染性、泛化性和无孔不入的渗透性。群众凭直觉，把腐败问题看严重了，自有一定合理性，也说明群众关注党的反腐败工作，这是发现腐败和反对腐败可利用的群众基础；群众对反腐败工作不够满意，提出意见甚至指责，说明我们的反腐败工作与群众的要求还有差距，需要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和提高质量；就是说了气话、过头话，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应该让群众说话。用怪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理性态度，也无助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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