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证时代”的结束和怀旧（三家村晨话）

　　近来读报读到两句话，耐人寻味。一句是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明接受央视《法治在线》记者采访时所说，“我们每年都有几十万的线索是人民群众提供的。”另一句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出的，“为加强社会管理，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他建议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的前提条件。

　　几天来，网络媒体上对“随时查证”反对声颇盛，这并非偶然。而探寻两句话的背后，又让人多了一番感触。

　　第一句话提供的信息是积极的，因为在“平安江苏”的构建体系中，老百姓对打击犯罪行动的参与非常重要。黄明厅长的话揭示出一种相信老百姓，并且善于把这种信任表达出来，让老百姓感到“参与之快”的治安思路。第二句话无疑也是积极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为了打造平安社会。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它却难以回避这种尴尬：警察可以随时查验居民身份证，有把老百姓置于“嫌疑人假想”层面的嫌疑。可能这种“随时”并非“随意”，但是即便是在警察同志经过专业分析准确捕捉到对象的疑点，例行公事查验身份证的情况下，也同样会让一些较真的老百姓不快，因为这样做的前提是，老百姓没有选择权，更没有说“不”的权利。

　　两相对比，高下立现。如果说前一种思路是让老百姓带着以权利为基的安全感构筑“平安长城”的话，那么后一种思路无疑是对老百姓在“无证行走”状态下也拥有的安全感进行限制——毋庸讳言，在一年多前，我们为《居民身份证法》之实施欢呼雀跃时，媒体的嗅觉直白到和老百姓的感受如出一辙：“警察不能再随意查身份证”。寥寥十数字，勾勒出一个“随意（不只是随时）查居民身份证时代”结束时的民意如山。这个时代的结束，使得“没有携带身份证的外来人员也不再被视为‘三无人员’”（据2004年1月1日《天府早报》）。令人后怕的是，那种以“三无人员”的表现为甚的对警察的“敬畏”，无不包含着一种平民安全感的削弱。

　　应当承认，治安工作立足于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在特定情况下，警察确有进行身份证查验的必要。

　　可是，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的前提条件，有可能导致执法超限，负面影响难以消弥。那么，是这种必要超越了我们对平民安全感的敬畏，还是权力的被限制日久，诱导了权力怀旧？但无论是何种“情愫”，对比黄明厅长的另一句话都该惭愧不已：“平安的标准……一个更直接的要求就是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要达到90％以上，就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感到自己比较平安，比较安全，这才行。”

　　作为一个外行，笔者无法为有关方面找出“不查证”之外的治安捷径，但我知道，平民的安全感应该是一种权利的恒常，一种民主法治精神的实践。

　　作者为本报首席编辑

　　《江南时报》 (2005年03月13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