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杨锦麟：华语文化正在受到冲击

　　杨锦麟：华语文化正在受到冲击

　　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新认同和喜欢。

　　电子媒体的作用和功能是实时的，潜移默化的，无时不在的，是形形色色文化不可或缺，必须依赖的载体。

　　一部图书的价值认定，必须等到作者穷困潦倒离开人世之后，才能被社会多数所承认，将是时代的悲剧效果。

　　作为颁奖典礼主持人，杨锦麟被“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的文化情怀深深打动。

　　一个游子的谦卑意愿

　　新京报：我们听过了终审评委、媒体以及观众对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的评价，我们想听听您这位主持人对这个大奖的看法。

　　杨锦麟：“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是一个对“现实情怀”保持持续关注的奖项，是一个不愿意趋炎附势的奖项，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奖项。它所具备的“非商业性”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愈显示出它的难能可贵。

　　新京报：您是最直接接触到获奖者的人，我记得在高耀洁女士发表完获奖感言后走下台时，你给了她一个拥抱(见今日C54版)。这一小小的动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中我能感觉出您对这些获奖者的认同，以及对他们的获奖图书的认同。不知我这种理解是否准确？

　　杨锦麟：一个微不足道的拥抱，表现的是一个来自游子最为谦卑的意愿，正因为对这次奖项有上述的价值判断，因此你的解读是准确的，这个归纳不错。听说高医生对这个情不自禁，也有自己的感受，我能理解她的感受，她受到的压力太多太大，心理承受的负担过于沉重，一个微不足道的拥抱，或许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的必需。

　　新京报：你在凤凰卫视主持《有报天天读》栏目，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最新的资讯，并及时向读者传达资讯。不知道在平时的节目中你是否会特别关注一些文化方面的资讯？

　　杨锦麟：文化方面的信息涉猎较少，并不是不重要，而是给予节目的时间太少，无法面面俱到。

　　华语文化正受到冲击

　　新京报：很多人都说过你的主持带有较浓厚的文化气息，你个人对于目前华语文化所处的状态怎样评价？

　　杨锦麟：所谓浓厚文化气息，估计是一种“假象”，不过我喜欢这个氛围和“假象”，至少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新认同和喜欢。

　　华语文化的状态正在受到商业化、庸俗化，以及卡通文化的冲击。华语文化的发展，现实的情境，未必对华语文化的健康发展有利。现实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和思考模式，可能会使华语文化对传统的承接，以及对现代的延续遭遇到可以想象的瓶颈，这也就使得华语文化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海外的华文文学、散文、诗歌以及华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通俗歌曲，在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都能获得出人意表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状态。

　　媒体功能可以强化

　　新京报：你认为电视、报纸这样的大众媒体，在倡导文化方面起着怎样的作用？

　　杨锦麟：多媒体时代的任何一种载体，在倡导文化方面扮演的角色，都不能视而不见，它的视觉传播效果以及对受众最直接的影响，不容低估。电子媒体在今时今日的中国社会，似乎已经成为家庭成员，而且是赶不走离不散的成员，也正因为如此，它的作用和功能是实时的，潜移默化的，无时不在的，是形形色色文化不可或缺，必须依赖的载体。

　　新京报：你长时间生活在香港，就你所了解到的香港现在处于怎样一种文化状态？

　　杨锦麟：首先，作为一座大城市，它并不是人们潜意识中所鄙弃的文化沙漠；其次，香港作为衔接西方和东方，外国和中国文化的桥梁的积极功能，并没有因为一九九七回归而受到阻断和终止；再次，香港还是中国地域中流行文化、经典文化、通俗文化最前卫的城市，俗文化也是集大成者，所有最摩登、最时髦、最流行的文化，都可以在香港找到自己的归宿，这个城市的所有文化形态，无一不受到商业性的牵制和影响，因此它的变速很快，节奏很快，淘汰率也很快，充满着动感、活力和无奈。因为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沉淀，没有时间回顾和提升，所以舶来品多，原创性少，文化人只能生存在狭小的空间，文字工作者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几乎可以说，只是单纯依靠稿费就能够在香港存活的文化人寥若晨星，只能是小圈子彼此的取暖，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文人相轻和惺惺相惜。

　　这是文化必须经历的过程

　　新京报：图书作为承载思想和文化的工具，是最能集中反映一种文化状态的东西。

　　而现在华语图书的出版也越来越繁荣，但很多书却代表的是流行文化，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好书。

　　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杨锦麟：用平常心看，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必然的现象。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留下的不一定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由于社会转型过程的浮躁，功利主义的流行，浅尝辄止的热衷，让想静下心来的作家、写手无法入定，这是悲哀的现象，却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流行的，未必就是真正的，不过，倒是不希望出现类似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那样的命运，如果一个社会，对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部图书的价值认定，必须等到作者穷困潦倒离开人世之后，才能被社会多数所承认，这是时代的悲剧效果。

　　李敬泽：生活也就是现实

　　颁奖仪式上，感觉到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强烈的精神氛围。

　　文学的地位既从来没有边缘化，也从来没有中心化，它只不过一直处于它应该在的位置。

　　“现实情怀”并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作者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李敬泽是“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的终审评委，他的主持为颁奖典礼带来了厚重的文化气息。

　　颁奖仪式令人感动

　　新京报：作为终审评委你已经谈了很多关于对“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的看法了，但是作为颁奖仪式上的主持人之一，你对此次大奖应该有更直观和直接的看法，能谈谈你在经历了颁奖仪式之后，对“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的新的感受吗？

　　李敬泽：从颁奖仪式上来看，这个颁奖仪式很成功。它确实让我感到了这个“华语图书传媒大奖”和其他的奖项有很多不同。

　　我也参加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颁奖仪式，但很难像在“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的颁奖仪式上，感觉到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强烈的精神氛围，所有的人都在为此激动，这是很罕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颁奖仪式，而是一种场所，在这个场所中印证了“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的宗旨，甚至新京报的宗旨，比如现实情怀，比如人文精神。所以，这个奖和这个颁奖仪式是令人难忘的。

　　图书分类可以更加科学

　　新京报：你认为“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还有什么不足之处，有什么地方值得改善。

　　李敬泽：当然，这个奖是第一次办，还是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从宗旨上来看，这是个面向大众的奖，而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奖，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个作品学术上的考量、市场上的效益、大众中的影响等方面的考虑是不一致的，大家也没有区分。

　　比如最后获奖的经济类图书，就是一本比较学术的书，一般大众不会去看，而获奖的艺术类书、社科类书又是比较大众的。这些都需要在下次举办中有个平衡，各个门类的标准应该更一致一些。

　　还有就是图书的分类上也可以更加科学一些，目前按照这几大类来分，涵盖面还不是很全面。不过我相信，随着这个奖一届一届的办下去，规则一定会得到细化，模糊地带也会更清晰，这个奖一定会更好，更科学。

　　文学并没有完蛋

　　新京报：在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中提名的文学书中，只有获奖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才是小说，而其余两本都是文学理论著作。诗歌、散文、戏剧等其他文学样式在文学类图书的提名上都缺席，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和现在图书市场上文学类图书的出版情况有关吗？

　　李敬泽：我倒觉得产生这个现象跟图书的出版市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是一个非商业性的奖，虽然它是大众的，但却不是市场导向性的，因此我觉得出现提名书的这种现象倒跟图书市场文学类图书的出版情况没关，它更多的是跟这个大奖有关。

　　我想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因此在图书大奖中没有必要非得把所有的文学图书都包含在内，图书大奖应该是一个更为全面的奖，它需要在各个类别的图书上平均使用力量。

　　实际上，每年出版的文学书数量是惊人的，但在图书大奖中只有三本备选，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要舍弃。因而，我们只能优先考虑入选提名的三本，其他的很难兼顾，但它们可以在文学大奖中得以体现。

　　新京报：在流行文化越来越占主导的今天，严肃文学的地位也随之边缘化；但同时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学类图书又充斥着图书市场。

　　你怎么看待这种矛盾现象？

　　李敬泽：实际上，这根本没有什么矛盾。我认为，文学的地位既从来没有边缘化，也从来没有中心化，它只不过一直处于它应该在的位置。

　　文学一直是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我们总是乐意宣布文学要完蛋，但它却并没有完蛋。当然，仍然会有很多的文学书出版，虽然有很多不好的文学书，但是却还是有很多不错的书的。

　　关注生活就是关注现实

　　新京报：这次“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的一个宗旨是“现实情怀”，获奖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也是一本关注现实的作品。但就我看来，在现在的文学中，能真正具有“现实情怀”的作品并不是很多。

　　李敬泽：《石榴树上结樱桃》当然是一部非常具有现实情怀，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它特别地关注这个现实社会，也特别体现了这个现实中的问题。然而文学的“现实情怀”并非是都需要像它这样体现现实的重大问题。作家、作者都热爱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自己的生活，其实也都是关注现实。

　　生活也就是现实，这是一种更广阔的现实。我们的作家从各自的角度来表现他们心中的现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现实情怀”并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作者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甘丹（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