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围炉话教育

　　孤帆

　　今年春节我回了一趟老家，在一个雪夜里和几个老同学围炉闲坐，喝了几杯小酒，感觉很是惬意。话题一开始还是信马由缰，但谈着谈着就不由自主地谈到了孩子的教育。

　　老同学C告诉我说，她把孩子送到上海崇明岛上的一所中学去读书了，费用不菲，一开始要先交5万元的“借读费”，其后三年各种各样的开销还要花五六万。她说，最让她受不了的是，那所中学还动不动就要开家长会，她从内地千里迢迢赶到上海，一来一回光路费就得一千……

　　我听了以后大惑不解，问她是不是钱多烧的，我们的母校中学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C冷笑道，你这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吧？在上海读书就可以在上海参加高考，录取时与上海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考上大学的概率比在咱们这个内地小城市高多了，如果孩子肯努力，说不定还能上复旦、交大之类的名牌大学。

　　老同学的叙述让我陷入了沉思。如果崇明岛上的那所中学的确是因为教学质量高、名气大，而老同学的经济条件又比较好，那她愿意送孩子去上学，就是一件谁也管不了的事。但现在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的。C送孩子去读书，跟那所中学的教学质量高低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个上海孩子的“同等待遇”；而内地的孩子，仅仅是为了能够和上海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要在脚下垫上十几万！差不多够建一所希望小学了。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上海，也包括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在内的这种“汲取资金的能力”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策倾斜的结果。我们的政策为什么要如此“损不足以奉有余”呢？

　　按照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发展理论来分析，就会发现主要是由于一个初始的政策性因素，上海的教育就因此进入了一个上升循环，它可以用汲取到的资金修建更好的校舍，请到更好的老师，从而具有更强的汲取能力；而内地的教育就因此进入了下降循环，因为优秀的学生和资金都被“汲取”走了，甚至优秀的教师也被“汲取”走了，这不是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吗？

　　C承认我的分析有道理，因为她在崇明岛上的那所中学看到，那里建一个礼堂就耗资几个亿，和我们那所已经显得破旧的母校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她认为我的担心却是多余的，“反正孩子只要能上大学就行了”。我说，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你的老公做生意，所以你可以出得起这十几万，但我们在坐的其他几位同学就未必能出得起，他们孩子的成绩可能并不比你的孩子差。但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就可以上大学，但他们的孩子很可能就上不了大学，这对他们公平吗？C说，这的确不太好，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说办法总是有的，现在许多人动不动就喜欢拿美国说事，我这次也就随俗一回。美国就根本没有哪个城市的大学录取率被规定得比别人高这回事，不仅没有，而且它的大学的录取方式还特别注意了防止在不同的学校之间出现不正常的上升循环和下降循环。

　　在美国的大学录取中，所谓“高考”(即SAT测验)分数并不是绝对的录取标准，一个学生如果在他所在的中学里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即可自动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此外，学生能否克服不利的家庭与社会环境、能否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是否是在弱势阶层中奋斗上来等等，都成了大学取舍学生的重要依据。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美国却是大学录取的现实标准。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州当州长时，就签署了这样一项法律：任何学生只要在本州的中学中名列前5％，就自动获得州立大学的录取资格。结果，许多贫民窟中破败的中学的学生，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即便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也都有这样的政策倾斜。

　　我正说得滔滔不绝，C笑着打断我说：要是这样，那我就把那5万元“借读费”送给校长，我就不信我的孩子进不了5％！我好像遭到当头棒喝！是啊！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那为什么这一套在美国可以行得通，在中国就行不通了呢？逻辑上说当然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完善，操作透明。但一个人如果只是一心想和制度博弈而根本就不想尊重制度的话，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完全没有漏洞的制度呢？如此说来，是我们的道德水平比别人低了？怪不得这些年来人人都在控诉应试教育的危害，但却始终提不出什么好的替代方案呢……

　　同学们见我语塞，纷纷笑我是企图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属于不懂国情的“王明”之流，罚了我许多酒。待我头重脚轻地出得门来，外面已是漫天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