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在地区落差“势能”中培育“全国意识”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国人为之振奋。但是换算成人均ＧＤＰ，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

　　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问题，在人均ＧＤＰ的落差中清楚地反映了出来。在全国ＧＤＰ总量中所占份额超过20％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把思考的触角伸向了这个领域：培育“全国意识”，在地区差距中承担自己“先富起来者”的责任；同时也在寻找共赢的商机，拓展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

　　义利一致

　　就像水必须有落差，才有足够的势能，才能奔流一样，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平均主义的束缚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活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但江河最终还是要归于大海，社会主义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央在东部沿海地区积累起一定财富的基础上，在世纪之交正式宣布了西部大开发的国策，并且要求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长三角在西部大开发中追求的是“利与义的一致和共赢”。作为长三角的龙头、人均ＧＤＰ已超过5000美元的上海市，政府部门肩负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制订鼓励企业投资中西部的优惠政策，组织专家考察西部，对东西部资源、劳力、技术、资金和人才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联动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提出指导性意见。这就为企业“走西口”打下了扎实基础。市场化使上海企业在西部真正找到了发展的机会，并购重组、合资合作等投资手段使上海与西部之间建立起一条牢固的资产纽带。“销地产”、贴牌生产等富于创意的经营之道，让白猫、上海医药、家化、汇丽等上海名牌企业的名牌产品走进了大山。目前，上海已与中西部20多个省市区签订合作项目1500多项，金额超过1000亿元。

　　对口支援云南、三峡库区，支援新疆、西藏等地。长三角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不仅出钱，而且“出人”。上海在贫困地区挂职锻炼的干部，给贫困地区带去了比资金更重要的现代管理理念、项目评估方法、资金使用效率观念。出钱又出人，使得上海对口支援的绩效大增。援滇进村入户，实施“一所村校、一个卫生室、一座卫星接收站、一个沼气池、一个种养特色项目”的温饱试点村工程，有些温饱村已在向“小康村”递进。如果挂职干部不深入当地，这些办法靠拍脑袋是想不出来的。出钱又出人，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挂职干部受到了刻骨铭心的国情教育。许多挂职干部说，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明白中国是什么样子。

　　西进中找到更广阔的腹地

　　浙江省有4600多万人，其中约有400万人离开浙江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投资总额约5300亿元，仅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就超过2500亿元。浙江认为，浙江作为一个陆域小省和资源小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种要素的合理配置，向中西部地区进行适度的产业梯度转移，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在浙江尤其是在温州、台州，民营企业抱怨最多的是土地太少、太贵；人才太少、太难招。这也许是浙江民间资本选择西进的最初动因。“土地是这里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温州市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一语中的。

　　现在的浙商改变过去以在流通领域经商为主的习惯，将重点转向投资实业，掀起了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热潮。浙商的投资领域越来越宽，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汽车业、钢铁业、农业、教育、文化、保险、医疗等，浙江民间资本几乎是无孔不入。

　　中国近年频频发生的“电荒”现象，让水电站成为具有敏锐眼光的浙商的热门投资项目。浙江民营资本进军水电站投资的“领头羊”——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一举拿下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6万千瓦，总投资11亿元。这也是湖北省引进的最大的民营水电项目。

　　在江苏，全国闻名的华西村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富了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团，不忘左邻右舍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国曾有“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说法，而华西人用自己的行为作出了有力的反证。华西人在黑龙江垦荒造田1200亩，建成了黑龙江的华西村；以180万元的无偿投资建成了宁夏华西村。人称“塞上华西”的宁夏华西村，如今已有500多户人家，建成住房800多间，新开发土地3500亩，建起了医院、学校，修通了马路，村民全部用上了电和自来水。

　　长三角正在放开眼光，走向全国，以自身的一体化优势，在“全国一盘棋”的棋盘上落下重重的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