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走依法治国之路

　　孟晓

　　选择法治，推进法治，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这对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法治共识的形成法治的共识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从漫长的实践经验中得来的，更是从反面教训中醒悟过来的。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新中国建立后，虽说人民当家作了主人，但头脑里人治观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人们仍然把兴国安危的希望寄托在“贤人政治”、“清官政治”上，期盼着当领导的都是“圣贤”，都是人民的救星；期盼着当官的都是“清官”、“勤官”，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办事公道，执政为民；总是想依赖当领导的、当官的为民做主、替民做主，打造民富国强的太平盛世。

　　如果不是贪官、赃官和种种腐败现象被揭露出来的严酷事实，可能还有不少人仍迷恋于“清官政治”的向往之中。事实摆在那里，要使当官的不贪赃枉法，靠人们的美好愿望不行，靠官员的自律也不行，而要靠制度靠监督。权力得不到制约和监督，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唯有推进法治，让制度细化刚化，管住人管住权，让人民起来监督官员，使官员“不能贪”、“不敢贪”，才能防止“公权私化”、“以权谋私”，最大限度地减少“贪官”。

　　成功的正面经验，能使人获得教益；惨痛的反面教训往往更能使人刻骨铭心。全党、全国人民从反面教训中终于得出了这样的共识：要使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不再重演，要使类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不再重演，就非摒弃人治走上法治之路不可。党中央顺乎党心、民心，适时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因而深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法治困惑的破译困惑之一：“法治、法治，最终还是要靠人来治理，岂不是仍离不开人治吗？”所以有人主张还是提法治与人治两者共治为好。

　　其实同样是“官”，但法治下做“官”与人治下做“官”是不一样的。人治时的“官”，个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或置身于法律之外，使“人高于法”、“权大于法”。法治下的“官”，不得不受制度的制约、受人民的监督，也就难以再搞不受制度、法律约束的人治。

　　困惑之二：“法治不是万能的，法律手段难道能代替其它一切手段吗？”

　　实践使人们懂得：纵然法治不是万能的，它还需要与德治相结合，与其他一切有效的治理手段相配合，但法治是最基本的、最牢靠的。纵然法律手段不是唯一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其他手段也各有各的作用，但任何其他手段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引导和保障。同时，法治和法律手段不具排他性，而具兼容性，它不排斥其他一切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手段，而能把其他治理方式和手段尽可能地纳入法治的轨道，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困惑之三：“推行法治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强调法律权威会不会损害党的权威？”

　　实践使人们懂得：我们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其他任何私利。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其价值的根本追求也在于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要善于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聚焦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党的领导，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只会增强而不会损害党的权威。法治理念的跨越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后，执政党怎样治国理政，怎样相适应地改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党的十六大鲜明地提出要依法执政，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原则。这是认识与实践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依法执政”四字重千斤，它是新的理念，也是法治实践的指导原则，既有利于治党又有利于治国，既有利于改进执政方式又有利于提高执政能力。

　　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过去我们对通过什么方式来执政、来实现党的领导，往往并不清楚。在实践中常常把党“总揽全局”当作是“包揽一切”。现在党中央一再明示，党的领导主要是大政方针的领导，着重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通过领导立法，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全国人民共同遵守；二是按照法定程序，推荐合格人才，担任国家和政府的各种领导职务，贯彻和实现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不但不应当具体干预政府部门工作和司法部门办案，而且要支持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支持法院、检察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息息相关。依法执政能有所突破，依法治国便有望进一步提速。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16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