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 成都理应更有作为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3月12日和14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和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分别在京闭幕。

　　在经历了不平凡的2004年后，中国政府将200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8％。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目光已不仅仅限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而将着力搞好宏观调控，把“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较快发展”的思路贯穿于整个改革工作之中。“和谐社会”，也成为群贤毕至的两会最热的议题。

　　中央的思路为地方的发展勾勒了远景。3月8日，出席全国两会的成都市代表、委员在京座谈，核心议题便是成都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走在全省和全国的前头。之前，有中央领导认为，成都构建和谐社会有政权基础、工作基础和经济实力。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在全国人代会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谈到，成都将继续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成都自有基础

　　3月8日的北京座谈并非“平地起波澜”。成都要“冒尖”，自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

　　2004年2月的成都，春节刚刚过完，在全市两会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是成都近年最重大的战略性部署，包括6个“一体化”（推进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城乡政策措施一体化）和18个涉及城乡规划、建设、就业、社保、医疗、教育、户籍、乡镇改革和集体资产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文件。

　　事实上，这项部署始于2003年，正式启动于2004年初的一次会议。城乡一体化囊括了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乡镇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等要义。而这些，几乎是年底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全部组成。这种不谋而合，自当令我市上下对于实施“统推”战略信心倍增。

　　成都市推进办的一位负责人说，“统推”战略完成了三个突破：首次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发展的全局中进行考虑；首次从主体意识的角度，政府和政府各级部门利用各种政策力量打破二元结构；首次把农民、农村放活提上议事日程。成都的目标很简单：“凡是能给的、该给的，尽量给农民”。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认为，和谐社会不仅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它的建立依赖于3个重要基础，即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与中央领导“政权基础、工作基础和经济实力”的说法相似。

　　成都市人均ＧＤＰ在2000美元左右，经济增长90％来自非农产业。在城乡一体化的思路下，全市116个各类工业开发区压缩为21个；14．8万名农民搬进集中居住小区，生活条件及社保等待遇向城里人看齐；265．6万名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达70．8％；全市农村药价平均下降了10％—20％；逾5万人享受了再就业扶持优惠政策，42万人参加了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加之近年来成都市致力于解决政府机构改革、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干部队伍的建设管理、扶助困难群众以及促进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预见，构建和谐成都，目标并不遥远。

　　政府要进一步放手

　　专家认为，提出和谐社会，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例如“三农”问题、城乡差距扩大，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完全改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2004年中国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最大的“富有成效的地方”，是让政府、市场和公众都深化了对经济平衡增长重要性和经济波动因果链条的认识。他认为，现在的本质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区分清楚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与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责。只要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真正改变。

　　要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上述问题是关键。成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好的经验和做法，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成都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还需要在解决“三农”问题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上做足功夫。

　　农村改革应系统化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成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村劳动力和人口持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稳定转移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农民增收缺乏长效机制，再加上农村教育、卫生等事业的滞后，既制约着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进步，也加重着农民的经济负担，这是对成都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最严峻的挑战。

　　12002年，中央针对农村税费改革提出“三个确保”：确保农民负担明显下降、不反弹，确保乡村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正常运转。事实上，没有后两个确保，第一个确保就保不住。而要做到后两个确保，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

　　2004年夏天，成都展开了大规模的乡镇机构改革，重点是转变乡镇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确保基层政权有效运转。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2004年初已开始部署。

　　乡镇机构臃肿是早已有之，外科手术式的改革虽然思路清晰，但要摆脱“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需要的是政府不懈的努力。成都在乡镇机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改革上，虽已着先鞭，但依然任重道远。

　　随着成都城市精神的提出，成都的城市向心力增强。“和谐”是成都与生俱来的文化内涵，而构建和谐社会则需要政府虑发展之远，施改革之策。构建和谐社会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决策，成都谋之深，起步早，理应更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