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消费者权益需改善三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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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内地消费者权益保护进入了“停滞状态”。表征之一为，消费者保护重点难点在数年时间里趋同，商品住宅、通信器材等商品，铁路、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以及医疗、教育、保险等严格管制行业，持续成为消费者投诉重点和维权难点。这一表征之下，还需要看到，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样出现了“二元化”趋势：一方面，传统的假冒伪劣现象在农村和相对落后地区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盲区不断被发现。

　　我们认为，通过改善法律制度环境的方式，将能收到提纲挈领的效果。在该方面，具体涉及三项事宜：

　　首先，必须建立产品与服务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至今，我国现行法律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如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获得双倍的赔偿外，惩罚性赔偿规定几近空白。而消费者对于经营者构成欺诈予以举证，往往十分困难。退一步，消费者遭遇侵害后，即使提出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等主张，要获得法律支持，通常也需支付“得不偿失”的诉讼成本。这一现实状况如得不到改变，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缺位，将继续停留在对经营者“软约束”阶段，消费者权益保护难以在现有基础上获得实质性进步。

　　同时，需要尽快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其具有节约社会诉讼资源、消费者诉讼成本低廉、有利于调动律师等“代理维权者”积极性等优点，系通过司法渠道调整社会利益矛盾的有效方式。在市场经济国家，集体诉讼首先被广泛运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再被引用于金融资产保护领域。当前，中国内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现实呼唤集体诉讼制度出台，而在法理上，它与我国现行法律并无明显冲突，只要作出一些条文规定调整，即可在司法实践中施行。它应该是今后一阶段，国家立法思想解放的重点之一。

　　于集体诉讼制度出台前，则应该先期作出鼓励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安排。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现主要存在两个需要突破的瓶颈。一是诉权问题。这方面不妨首先赋予消费者组织代理诉讼的权利。二是诉讼成本来源问题。近年一人诉讼上亿人受益的现象屡见不鲜，既然是公益诉讼，让所有收益人拿出收益的一部分回报诉讼人不可取，但以发起社会捐赠，甚至财政资金奖励形式激励公益诉讼不无合理之处。　(原载于《东方早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