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应对商业化浪潮

　　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杨鹏针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所提出的多个问题，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关注。青年儿童文学评论家谭旭东撰文答问，他认为，理清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对中国儿童文学过去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现实的关注和对其未来的展望。本报择要刊出其中的十个问答，希望借此回答越来越多关注儿童文学发展和少儿读物市场的读者。

　　杨鹏：面对越来越凶猛的域外儿童文学引进浪潮，你觉得我们该做些什么？

　　谭旭东：中国进入WTO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就儿童文学引进而言，近年明显是升温的，而且差不多成了少儿出版的基本策略，单是2003年引进版图书选题就达6287种，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图书，其次是英、德、俄、韩和法版图书。而引进的少儿书中，主要是两种：一是游戏性很强的图画类书，二是所谓“魔法”与“奇幻”类文学书。如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哈利·波特”系列，2002年接力出版社引进的法国魔幻小说“魔眼少女佩吉·苏”前三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3年和2004年引进的德国“彩乌鸦系列”丛书八册等就是。少儿书引进多，输出少的原因，我想主要有四点：一、引进童书虽然成本高，但市场见效快，而国内原创童书的市场需要时间，国内出版社不愿意花力气来培养中国原创童书的市场。二、引进版童书本身就有一个基本的模式，比如开本、图案、字号和版式等等，只要把文字翻译过来就行了，做起来似乎好做些。三、国内少儿社的部分编辑缺少童书知识，缺少儿童文学的基本知识，也并不了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无法认识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到底走到了哪一步，也就无法去发现好作家和原创的好作品，更谈不上去发掘国内童书资源。所以一旦引进风潮涌来，就容易跟风。四、我国原创少儿图书也缺少一个国内推广的问题，由于许多好作品在国内都没有好好宣传，没有好好推广，那就更谈不上被外国出版商注意了。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国内少儿出版社要改变少儿图书引进一边倒的格局，关键的问题是大力挖掘国内原创童书的潜力，认真扶持原创作品，培育国内原创少儿书的市场，打造国内少儿图书精品，这样才能吸引外国出版商。

　　杨鹏：请从各种体裁创作的角度（如小说、童话、科幻、魔幻等）出发，谈谈你所从事的文体的艺术生长点，并探讨其尚未被发掘的潜力，或者待开的处女地，或者谈其他有价值的话题。

　　谭旭东：在创作方面，这些年我主要是从事儿童诗创作，发表了不少儿童诗。但现实的问题是，儿童诗的发展面临着极大困境：首先，它被拒斥于文学史新诗史门外。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儿童诗本来属于新诗，可新诗实际上成了“成人诗”，儿童诗则被排除在新诗之外，而且儿童诗诗人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格局，他们不了解新诗（成人诗），他们的创作基本上不借鉴新诗，而是在狭小的“儿童诗”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新诗与儿童诗事实上成了两个阵容，而且这两个阵容的前者似是“强者”，它把持着诗歌的话语权，新诗作者和评论家则自然率先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而儿童诗诗人则被排斥在文学史、诗歌史之外。其次，它被新诗连带而遭受社会排斥。

　　再次，它遭受了来自儿童文学界的轻视。儿童诗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儿童文学界自家的白眼。这决不是对儿童文学界的污蔑，事实上，儿童文学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儿童诗的忽视或者主动放弃是有目共睹的。第一，儿童诗在儿童报刊杂志由过去的真正的受重视者，变成了配角。第二，儿童文学评论家们几乎不关注儿童诗。几乎所有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学位点的高校的儿童文学教授们，也很少关注儿童诗的创作与发展，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少年小说、童话等具有“市场效应”的文体，投向的是热闹的现象，做的是商业书评。第三、儿童读物出版界的轻视。当前儿童图书出版界完全控制了儿童文学的创作，无论儿童小说作家，还是童话作家，都挖空心思为着出版商“做”书，儿童诗的创作被其牵制，商业化机制使得儿童诗备受挤压，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和童话有许多丛书系列涌现，儿童诗结集出版的却很少，只有湖北少儿社、晨光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了三、四套诗丛，而且这有限的几套诗中有的还要求作者包销。其实，儿童诗的创作与素质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儿童诗完全可以在素质教育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如2000年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对各学段阅读都有具体的建议。其中的第一学段（1－2年级），学生的阅读文类被明确指定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这意味着儿童诗至少在小学低年级段已成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

　　杨鹏：儿童文学也有很强的时效性，大多数的作品随时间推移，因为受众（读者）的变化将淡出主流阅读视野，成为儿童文学史家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阅读的文本（比如80年代创作的少年小说，大部分都不适合于现在的读者阅读），因此，儿童文学作家和搞电脑的人一样，如果不随时充电，只会被读者和时代淘汰。作为创作者，我们该如何进行自我更新升级？

　　谭旭东：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之所以长期受到贬低和轻视，有作家自己的原因，即我们的创作离中国读者的艺术期待还有一定距离，甚至有些非常粗糙。其主要原因就是作家缺少艺术修养，比如经典的阅读不够，艺术技巧的把握不够，而且缺少比较自觉的艺术思考。曹文轩的儿童小说创作很有艺术高度，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艺术观点，有自己的哲学思考，有自己生活经历表现的技巧。儿童文学作家实现自我升级，应该解决四个问题：一、多读书，多读中外文学经典，不要停留在儿童文学作品的范围之内；二、多学习艺术理论，对创作多做一些艺术思考；三、多学习一些与儿童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四、学习优秀作家的创作技巧。在解决以上四个问题后，勤奋创作，自然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杨鹏：面对市场化、商业化浪潮，儿童文学作家如何保持个人的写作立场和写作品位？

　　谭旭东：首先，我觉得面对市场化、商业化浪潮，儿童文学作家，甚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坚持“难度写作”。“难度写作”是我在几年前新诗批评中所用的一个词汇，这里重用一下。所谓难度，其实就是坚持一种艺术标准，就是创作语言下面沉潜着一定的文化，包含着一定的精神，甚至是带有永恒真理性的精神，是传达人类基本人性和道德的力量。儿童文学创作如果没有作家高尚的情怀，没有对美的呼唤，没有对高蹈境界的追求，没有对文字背后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清雅的人格的加载，没有为建构好一代儿童精神生命而负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迷失艺术方向而堕落为贫乏的、灰色的、没有质感的作家个人的语言游戏，就会堕落为商业时代作家对“孔方兄”的倚门卖笑！我们这个时代不缺少流行艺术和娱乐消费文化，不缺少三流的艺术门客，不缺少一夜之间成名成家的机会与获得最大商业利益的手段，更不缺少“为稻粱谋”的写作环境和出版机制，但却缺少持精英立场的文化守夜人，文学守夜人！缺少为广大少年儿童呕心沥血创作具有永恒意义和高蹈精神的作品的作家与诗人！

　　其次，我觉得作家应该具有“历史情怀”和“当下情怀”，有快速地对准当下少儿生活的艺术应变能力，有明确的“市场意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创作是需要对生活的有距离的审视，与生活拉开一些距离，并不是对生活的疏远，而是为了更切近生活的本质。如果我们完全沉缅于描绘当下，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被当下生活的五光十色的表象所迷惑，我们的创作可能就会因此陷入平面化，缺少深度透视。

　　杨鹏：反过来说，过于坚持个人立场、拒绝接受新事物的封闭型作家，该如何适应当前的商业化浪潮？

　　谭旭东：如果有的作家坚持个人立场，拒绝接受新事物，那么就让他自己这样做好了。我不赞成固步自封的作家，也不喜爱商业化写作的作家。文学作品是具有多重价值追求和精神取向的，历史的维度、娱乐的维度、审美的维度、教育的维度、政治的维度，等等都可能成为作家的艺术选择。作家可以为审美写作，为教育写作，为历史写作，为休闲写作，为市场写作，为金钱写作，甚至为政治写作，但我更欣赏为审美而写作。

　　杨鹏：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作家在信息量上、某些方面的知识上，比如电子游戏、互联网、卡通等方面都落后于我们的读者，大家对这一问题如何看？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谭旭东：作家是要随时充电的，特别是在知识时代，信息时代，知识与信息的更新非常快，如果作家不去多阅读，多学习，那么就会面临“知识老化”而带来的创作困惑。

　　杨鹏：儿童文学的产业运作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没有产业运作的儿童文学只有死亡一条路。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情况？

　　谭旭东：无疑，儿童文学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是必然的，儿童文学图书在市场上获得巨大利益，也说明其获得了巨大社会效益。但创作毕竟是儿童文学发生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对作家来说，他所应该倾心的是如何创作优秀作品，至于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与推广毕竟不是作家所能控制的，那是出版环节的问题。不过，我们希望真正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成为社会的巨大产业，能够占据图书市场上最大的份额，能够走进更多家庭和学校，为更多的少儿所阅读所接受。

　　杨鹏：儿童文学应当如何与卡通、网络、游戏、影视等进行联姻？

　　谭旭东：儿童文学不但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而且是卡通、网络艺术、游戏、影视等的重要资源。传媒时代也是读图时代，文学与图像联姻是必然的趋势。文学与影视的联姻虽然有人认为是影视对文学的收编，是文学借了影视的光，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侧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如果影视没有文学的含量，可能它的艺术价值就要降低，而且也很难获得更好的文化声誉。此外，图像并不是绝对的具有优势，读图直接冲击感官，而读文更多的是培养想像力和创造力。

　　杨鹏：儿童文学作家只有通过签名售书这一条路来扩大个人影响吗？除了签名售书，要想使自己的作品深入到读者群中，我们能做什么？

　　谭旭东：作家签名售书现象本来不足为怪，儿童文学界早就有作家签名售书活动，如上个世纪90年代，秦文君等作家就经常出席一些新华书店和出版社举办的新书首发式并进行签名售书。最近这三四年，儿童文学界一些青年女作家如杨红樱和“花衣裳”组合的三位女作家饶雪漫、伍美珍、郁雨君等经常配合出版社和一些新华书店做签名售书活动，这些活动一般明显带着商业推广性质，也和我们的作家自觉地进行“自我明星化”有关。签名售书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作家能够直接与读者见面，并且能够直接感受到作品所受欢迎的程度，而且签名售书作为一个市场推广的方式，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促使更多的读者认识和了解儿童文学。因为签名售书的后面，有出版商和发行商的利益存在，因此签名售书的直接结果就是出版商和发行商要借机宣传和炒作，这样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的社会知名度就会越来越大。虽然炒作是不可取的，但签名售书客观上会推动儿童文学作品的知名度。但作家创作能否深入读者的心灵，最终靠的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和精神高度。一个缺少艺术深度的作品，出版商和发行商即使再去炒作，也不会成为读者永久喜爱的经典。

　　杨鹏：你认为儿童文学存在禁区与缺项吗？

　　谭旭东：儿童文学有禁区，如对性经验的赤裸裸的展示，对暴力事件的渲染和描写等是不适合儿童的身心健康的。

　　要说当下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有什么缺项的话，我觉得有两种：一是精神缺席。我们的许多作家笔下的文字过于轻飘，过于肤浅，缺少强者意识，没有苦难意识，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游戏精神。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对强者少儿的塑造和对苦难的关注一直是非常自觉的，可近十来年，许多儿童文学似乎背弃了这一传统，许多儿童文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都市贵族化”倾向和“消费主义写作”的取向，儿童文学作品不再是对强者少年的描写，不再是对底层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再现或表现，而是追随都市商业化进程和休闲文化的脚步，“淡化苦难，表现快乐”成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原则。事实上，中国3亿多儿童的大部分是生活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和小城镇里，即使生活在城市里的儿童，也有许多生活在贫困的、经济拮据的下岗家庭，他们无法消受和他们的生活有着相当大的隔膜的“贵族化的儿童文学”。而且，许多作家自我标榜的“幽默写作”，其实不过是流行文化中的“搞笑”和“无厘头”，缺少真正的游戏心理和幽默精神的表现。二是文体缺席。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呈现不平衡状态，大部分作家从事容易发表与出版的少年小说、童话的创作，而很少有作家痴心于儿童诗、儿童散文、儿童影视文学、戏剧文学的创作。还有儿童影视文学和戏剧文学的稀缺与中国作为电影大国和电视大国极不相称。当然，造成文体缺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作家个人偏好引起的，二是其内在的原因是与转型期作家、诗人的创作心态的改变有关。随着商业化潮流的日益泛滥，加之儿童文学刊物和儿童报刊日益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扩大销量就与经济效益和刊物编辑人员的工资奖金紧密联系起来，于是受到读者欢迎的少年小说、儿童故事、童话就成了许多报纸刊物的主打内容。儿童影视文学和戏剧文学的缺席还与电视媒体被成人节目（如大量的台港肥皂剧和搞笑片，还有各种娱乐节目）所覆盖，少儿影视剧少有商家投资有关。至于网络对少儿影视和戏剧的冲击更是人所共知。等等，这些从客观上影响着少儿影视文学和戏剧文学的发展。（杨鹏　谭旭东）（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