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水”大学生诱困传销头目24小时

　　“反水”大学生诱困传销头目24小时

　　四十余名南京大学生误入广西传销组织，被骗数月后幡然醒悟并密谋反击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傅剑锋

　　四十余名来自南京部分高校的大学生先后被骗入了广西一传销组织，并被彻底洗脑。

　　但数月后他们在偶然中发现，传销理论中被宣扬得激动人心的A级(高级业务员)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幌子，钱其实早已被非法传销头目收入囊中。于是，受骗大学生们想做A级的美梦破灭了。他们开始醒悟，悄悄积蓄力量，集体“反水”，密谋诱出他们所认为的传销幕后操纵者，希望一举击溃这个势力强大的传销组织。

　　3月15日，本报记者接到受骗大学生们的求救之后，迅速奔赴广西南丹，亲历他们诱困传销头目的全过程。

　　3月15日下午1点半，广西南丹县城，阴天。

　　三十多岁的武超偏头瞄了眼窗外的天空，转过头冷冷地看着冲进屋内的警察，然后在警察的命令下慢条斯里地蹲下来。

　　他被怀疑为一个非法传销组织幕后操纵者。和武超一起被警察勒令蹲下的一共有三十多人，年纪最大的大约四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岁左右。他们当中，有八九位是南京高校的大学生。

　　在警察到来之前，他们正在开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事关一个叫“新加坡百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传销组织的生死。

　　他们开会的房间空到连条凳子都没有，这是一间六楼的空房子，从这间房子的窗口望下去，就能看到楼下的广西南丹县人民法院城关法庭。

　　南丹警方的这次查处行动事实上是这几名身陷这个传销组织的大学生发现传销的欺骗面目之后“反水”自救的结果。“反水”大学生的主要组织者通过这次“秘密会议”，诱出了被大学生们怀疑的五名主要传销头目，希望借此一举摧毁这个骗了他们约五十万元钱财的传销组织。

　　约十五分钟内，他们分两批先后被带到了南丹县城北派出所接受警方盘问。

　　在骗与被骗中循环

　　在读大学生谢军实是他的姐姐谢红霞“叫过来”的；谢红霞又是被曾在新疆开出租车的女同行王和琴以“有更好的出租车可以开”的理由骗进传销组织的。而王和琴又是由其弟弟王和梁“发展”的……到去年底，这个传销组织已发展到上百人。

　　这个传销组织在去年11月份前，还在广西玉林地区博白县，那时他们的组织打的旗号叫“深圳文斌”。“深圳文斌”就是去年曾被国家工商总局和广东各地政府联合打击的传销组织。在玉林遭受频繁打击后，他们不断地变换旗号，先后改成“厦门唐升”、“新加坡百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诱骗南京高校的大学生，是从去年9月诱骗南京某科技大学的在读大学生谢军实开始的。

　　据谢军实的姐姐谢红霞称，弟弟是她“叫过来”的。谢红霞又是被曾在新疆开出租车的女同行王和琴以“有更好的出租车可以开”的理由骗进传销组织的。而王和琴又是由其弟弟王和梁“发展”的。而武超，除了他是新疆人，曾蹲过几年牢，在传销体系里以“狠”著称、是王和梁的亲信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具体来历。这个传销组织发展到去年底已有上百人。

　　据“反水”大学生们事后介绍，谢军实加入后不久，就信服了传销组织那套惯用的“五级三阶制”理论：投入3800元，从初级做起，晋升到A级，也就是高级业务员，两年半可收益380万元。

　　此后，谢军实与谢红霞配合王和琴、王和梁姐弟，以“到广西来玩玩”的理由把正在找工作的大学同学吴义与范文学骗到了博白。谢军实接着以相似方式，又诱骗了另外两名大学生。这些人于是利用传销组织惯用的隔绝外界、以“五级三阶制”为利诱、连锁销售的直销前景诱人等洗脑方式，纷纷将各自的大学同学与亲戚拉下水。共计四十余名大学由此被卷入其中。

　　被“拉下水”的范文学是谢军实的好朋友和校友，他是南京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某班的班长。他“打人”(传销业内的行话，意即拉下线)的目标是一向很敬佩他的同班同学张芳。

　　道德底线上的挣扎

　　“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我树立这样一个观念，你这是善意的骗，你叫他们加入这个行业，是给他们一个赚380万元的机会。所以我当时道德上已经完全没有负担了，反而觉得是在做好事。”女大学生张芳就这样冲破了自己的心理底线。

　　“去年9月份，我刚大学毕业，还在联系工作。范文学告诉我他在广西一个广告公司发展得很好，月工资二千多元，可以过来看看。我也曾经怀疑过，但范文学说‘难道你连我也不相信’。我就想，范文学是我们的班长，学习很好，热情助人，做事沉稳，我可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心里又急着想找好工作，就想过来看了。”3月15日，张芳向记者回忆。

　　张芳24岁，江苏人，南京某科技学院专科生，容貌清丽。她自称父母都是搞销售的生意人，月入约有数万元，但是她不想再靠父母，想自谋好工作。

　　2004年10月1日，张芳来到了广西博白。“那时天还很热，三个房间居然只有一部破电扇，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环境太简陋了，我一看到心就凉了。”张芳说。但范文学这个寝室的人对她很热情，吃饭时不停给她夹菜，除了这个房间的主人武超外，一屋子还住着六七个大学生，于是她的“心又开始慢慢暖和起来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张芳就被叫去“开洽”(传销行话，音谐“开窍”，实际上是诱使受骗者接受传销观念的最早一步)。对她“开洽”的是经理李庆萍。

　　“人特别和气，等我慢慢被她的关心感动之后，她告诉我广告公司其实已经不做了，他们在做连锁销售，国际上最先进最有钱途的直销行业。我当时心里沉了一下，怕他们做的是不是报纸上说的传销。”张芳回忆。

　　此时，范文学过来打消了张芳的顾虑。“他说，先进的新事物常常不容易被人理解，但机会也常常是这样丢掉的。既然你已经来了，就给自已几天了解的时间，再走也不迟。”

　　张芳记得，这一天，传销高层安排了一些被洗脑的大学生来宽慰她，范文学还一个劲地向她道歉。第三天，她解了气，也烦了道歉，她对范文学等人说，“你们不要给我说废话了，就让我了解一下你们的公司吧。”当范文学向她介绍了所谓的“先进的连锁销售”后，张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提出了不少疑问。于是，范文学叫张芳在纸上写下几十个问题，然后告诉她“你的问题问得太超前了，你要去听了课，学到后面之后才可以解答”。

　　张芳想一探究竟，就去听课。“当讲师说到五级三阶制的好处，说交了3800元成为业务员，再叫三个朋友做下线，就可以在两年半内赚380万元，三个朋友也可以继续各赚380万元时，我兴奋得都要跳起来了。”事隔数月之后，张芳仍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课堂上的人都很兴奋，大家在这种气氛里都高兴得晕晕乎乎。

　　此后，张芳终于逐渐相信这个“公司”的“连锁销售”。并且，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的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改掉了她以前懒散的习惯，“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整个人都重生了”。

　　到了第五天，张芳得知，如果有36800元而不是3800元，她还可以有更高的做业务的起点。“我当时想大投入才有大收益”，但她身上只有一万多元钱。“我就骗我爸说我想买手提电脑”，几天之内，刘父就打了两万元钱给张芳。

　　此后，范文学等人就教张芳如何“打人”，如何根据各人的特点和弱点游说，比如打电话前先要群策群力地打好电话稿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我树立这样一个观念，你这是善意的骗，你叫他们加入这个行业，是给他们一个赚380万元的机会。所以我当时道德上已经完全没有负担了，反而觉得是在做好事。”张芳对记者说。

　　张芳想到的第一个“打人”目标是其大学男友，南京某大学成教院的刘斌。

　　“最初张芳跟我说的时候，她越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越怀疑，所以劝了她几句，没有来。”3月15日，刘斌回忆。

　　后来，张芳看发展不了刘斌，就想到骗她妈妈加入。“当时我骗妈妈，要她过来照顾我，妈妈就从太原乘飞机过来。但当时真的没有一点道德负疚感，因为我完全被他们的那套东西说服了。”张芳说。孰料张母一开始很生气，但经过那套百试不爽的洗脑模式，一个星期后，这个经历生意场风浪的中年妇女为了有一个“高起点”，也花了36800元加入这个组织。

　　“张妈妈打电话对我说：‘这确实是个好生意啊，你可以过来看看。’这一下，我就相信了。”刘斌说，就这样，他也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去年11月，在同样的洗脑理论之下，他交了36800元，并拉来自高中时就交好的南京某高校学生吴文全做下线。

　　刘斌是江苏一工厂主的儿子，“其实我家里很有钱，拿几百万出来根本没问题，但我这个人不想靠父母，想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刘斌描述他的家境。

　　据进一步了解，这些受骗的高校学生主要是南京的民办高校学生、公办高校的成教院学生、欲专升本的自考生。他们反映，学校对他们管理宽松，而他们又担心文凭不够硬，工作比较难找，这和他们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想法有强烈反差。

　　发现绝对秘密后的醒悟

　　“这件事也促使我深入思考，王和琴、王和梁每次收钱时，都说是高级业务员(A级)派他们过来收钱的，但从卷钱这事来看，他们根本没有把钱交给高级业务员。也就是说，这个高级业务员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骗我们的一个幌子。也就是说，那个380万元的梦想，是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反水”者刘斌说。

　　刘斌的加入，给这个传销组织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几个月之后，他成了这起受骗大学生“反水”事件的核心组织者。

　　无论是刘斌、张芳还是吴文全，他们都是王和梁或王和琴姐弟的下线。每个月，王和梁或王和琴姐弟俩都会来收钱，每次他们都称是高级业务员派他们来的。

　　突然，去年接近年底的一天，王和梁告诉他们，最近因发展业务需要，公司要转移到南丹。事后识破了这个组织秘密的刘斌称，事实上，转地方就是王和梁悄悄瞒着博白的大体系，拉出人马自立门户，一个传销组织的自我复制往往就是这样完成的。

　　但是，来到南丹后的几个月，一件震惊整个体系的大事发生了——王和梁与王和琴卷了几十万元逃跑了。

　　刘斌称，此后，这个体系的高层结构产生了变化，资历最老的谢红霞成了名义上的大经理，武超名义上只是一个主任，但成了整个传销组织的实际操纵者。

　　“这件事也促使我深入思考，王和琴、王和梁每次收钱时，都说是高级业务员(A级)派他们过来收钱的，但从卷钱这事来看，他们根本没有把钱交给高级业务员。也就是说，这个高级业务员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骗我们的一个幌子。也就是说，那个380万元的梦想，是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刘斌说。

　　此后，富有心计的刘斌开始调查曾经在体系里讲过课的“高级业务员”，他发现“高级业务员”其实是王和梁他们花了几百元钱请来的一个普通人。一个月前，他前去质问经理、大学生谢军实，他早已知道内情，但得了利益的谢军实承认了这一秘密。刘斌把他发现的这个体系的机密告诉了好朋友范文学，范文学也一下子醒悟了。于是，这个体系的“绝对秘密”开始悄悄地传播开来，一度被洗脑洗得乖乖交了约五十万元的四十余名大学生开始人心浮动。

　　“到了前几天，南京高校出来的大学生中，除了谢军实还继续想做外，其它人都不想再做了。我们知道时机到了，该端掉这个传销体系了，追回我们被骗去的钱。”刘斌事后说。

　　“秘密会议”困住传销头目

　　“反水”大学生们设计控制住了传销头目，然后开始心急如焚地不断给记者发短信求助——7点28分：“快和执法人员一起，(把他们)一网打尽”；9点36分：“正在引出所有人”；11点36分：“紧急！！！”

　　3月14日下午1点多，刘斌、张芳、吴文全等人找了个借口讨论在私底下酝酿已久的事：几十万元钱被卷跑了，怎样才能要回来。

　　“反水者”刘斌、张芳、吴文全等人事后回忆了整个过程：刘斌对一同跟来的大学同学、经理谢军实步步紧逼：这到底是什么，公司在哪里，产品在哪里，那么多钱去了哪里？谢军实被逼急了，脱口而出：这确实是非法传销！谢军实说，自王和梁姐弟俩卷钱逃跑后，部分入会会员收入存在银行里，银行卡在经理李大全手上，密码在谢军实手上，账户也是谢军实的账户，但谢军实的身份证又在李大全手上，他们是相互牵制的。

　　导火线点燃了，张芳看着谢红霞说：“事情明摆着，钱被某些人卷跑了，以后还会被人卷跑。”大经理谢红霞回应：难道你怀疑我？

　　谢军实在众人的逼迫下进一步吐出实情：武超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3月10那天，武超还要他寄几万元钱给传言中已经逃跑的王和梁，武超还威胁，如果不寄钱，王和梁会叫黑社会来修理他。

　　到了3月14日傍晚6点，谢红霞开始示弱。她约了刘斌等人，表示有两个最近加入的大学生可以退钱，提成方案可以修改。极富城府的刘斌看对方的软肋已被击中，就假意与他们谈，他抓住传销组织想挽留大学生的心理弱点，想借此诱出所有成员，一举摧毁这一组织。

　　他开始向国内一些媒体报料，本报与《南京晨报》由此获知了这群大学生的处境。

　　3月14日夜10点多，正在南宁出差的本报记者获报后与刘斌取得了联系，并建议他立即报警。而在此时，刘斌等七八个大学生已以谈判分成等理由暗中牵制住了武超、谢军实等人。

　　3月15日早上，已经被牵制住了的谢军实和谢红霞只得再次出来与刘斌等大学生谈判。而武超为了进一步说服刘斌等人，叫来了经理向兵、李大全、李大和等人做说客。这一系列做法正中了刘斌设下的圈套：诱出这个传销的主要成员。

　　其时，记者已乘上了南宁赴南丹的大巴。担心武超等人起疑的刘斌心急如焚，不断地给记者发短信——7点28分：“快和执法人员一起，(把他们)一网打尽”；9点36分：“正在引出所有人”；11点36分：“紧急！！！”

　　3月15日下午1点钟左右，记者终于赶到南丹，立即带着前来接应的大学生吴文全，向南丹县公安局报警。南丹县公安局派出一位刑警中队长，联动南丹城北派出所，进入了那个双方正在开“秘密会议”的出租房。

　　整个过程刚好24小时。精疲力竭的刘斌事后回忆：“警察和记者进来的一瞬间，我以为这个传销组织终于可以被彻底端掉了。”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警方认为刘斌指控的武超等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在证据方面不够有力，所以这些被刘斌们指控的传销人员全部被放。而刘斌等大学生因为担心武超等人的报复，不得离开南丹，“我们觉得我们没脸向家里要钱，想回去钱又不够，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一位受骗大学生称。

　　让“反水”大学生们看到希望的是，据《南京晨报》记者提供的消息，南京警方与南京高校有关人士将在近几天内赶赴南丹，解救这些大学生。

　　采访手记

　　大学生“反水”说明什么？

　　傅剑锋

　　这次南丹受骗大学生“反水”传销组织的事件，离温家宝总理在去年6月1日对大学生卷入传销窝点作出批示处理才九个月，离去年底国家工商总局的全国性打击传销行动，更不足半年。然而相似的事件在国内一再重演，不能不使人忧思不绝，追问难断：传销之毒何时才休？

　　略有不同的是，这次南丹的大学生比以前陷入其中难以自拔的大学生有了一些进步。他们多了些自我反思的能力，多了些识破骗局的能力。几个终于清醒过来的大学生艰难地策动受骗大学生群体，去反抗势力强大、并且可能有黑社会背景的传销组织。然而这仍只是事件的戏剧性表象而已，作为一个观察样本，它所显示的信息远比这个戏剧性表象更为丰富与深刻。

　　首先从这个受骗大学生群体的来源看，他们以来自专科和成教院校居多，部分学生家境还比较富足。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校管理松散，同时学历不过硬，使他们在就业竞争激烈的现状下难以找到好工作，这种客观状况与他们浮躁又急功近利的心态交相结合，为传销之毒对他们的侵害创造了基本条件。

　　再从这个传销组织的变迁来看，是可以找到传销组织变迁的规律与要害的。其实这一基本规律，本报记者在去年采访一名前传销大鳄时已经指出(详见2004年本报的《揭开传销绝对内幕》)，即传销组织天生具有自我分裂与复制的功能，这种分裂一般产生在传销组织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的过程中，这个搬迁组织者必然会在另一个城市自立山头。就像本调查中提到的传销组织，王和梁姐弟从博白搬到南丹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立山头的过程。

　　对传销组织来说致命的秘密是，传销组织那个使众多追随者神魂颠倒的“五级三阶制”理论，完全是不可实现的，A级在事实上往往是不存在的。那些神乎其神的高级业务员往往是幕后操纵者为了欺骗追随者花钱请来的其它人。A级其实是传销的幕后操纵者给自己虚拟的一顶保护伞，当政府人员来查他时，他都会推说他只是一个跟从者，有A级在遥控他们，追随者和调查者都容易被这样的鬼话迷惑。其实如果调查者能在这一点上点破传销追随者，那么就起到了攻心为上的效果。本调查中，这群大学生之所以会集体“反水”传销组织，也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个事件还再次提醒我们，寻找传销的幕后操纵者其实也并不似想象中的那么难。他们往往就是那些前来签单收钱的传销者，他们常常级别不高，自称是A级的心腹或让人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心腹。这个事件再次证明了一点，王和琴、王和梁当时让人以为只是心腹，说收来的钱打给了遥控他们的A级。其实他们根本没汇钱，积累到一定数目后就自己卷跑了。

　　这个规律从理论上也是可以推导自证的：即使假如有A级，A级也往往容易被负责收钱的低级别成员糊弄，因为金字塔式的传播方式决定了信息在层层传递后是严重不对称的，越是高层对下面的情况知道得越少。正是级别森严的传销组织这种信息传递不对称的天性，决定了真正的传销老大只能是收钱人，或与签单收钱直接相关的上一级别传销人员，A必然要被规律本身所淘汰。这个规律如果借鉴到日常的打击传销行动中，可以揭开诸多的传销谜。

　　这个事件还反映出一个情况，打击传销、惩罚那些骗行累累的传销组织者，确实存在着深刻的法律困境，这导致了不少打击的无效性。但是，这种客观上的难题也不能成为放松打击的理由。像本次事件，如果当地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这些“反水”醒悟了的大学生本或许不会落入到被传销组织逼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图：

　　警方到来之后，被困于一间空房子里“开会”的传销人员被要求蹲下。

　　传销产品“欧邦”和用于传销的书籍。

　　被“反水”大学生指控为传销幕后操纵者的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