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观点：细品刘晓庆的哭穷

　　不能不说，作为演艺界道行颇高的刘晓庆具有表演的天赋。你瞧她拼命哭穷的样儿，真是秀得可以。比如她说自己“已经是彻底的穷人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信。她说：“我去年的年收入，观众也可以去查。”我相信，没有几个观众会较真儿，除非税务部门有所触动。但人家税务部门也表示，不会凭《福布斯》的一个榜单去查税和追究。事实上，一个公民的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是个人的隐私，至于收入多寡，普通公众没有权利知晓，媒体记者也无权包打听。全文——《中国青年报》作者：刘效仁

　　以往“穷人的经济学”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不过，该是这一现象消失的时候了。因为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固然是危险的，但遗忘和漠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更加危险。《穷人的经济学》一书中曾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因为必然会出现消费断档：穷人消费不起，富人所有的消费需求都已经满足。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将会因消费需求不足而趋向疲软。在这次的答记者问中，温总理也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全文——《中国青年报》作者：吴麟

　　作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住房，其不完全的市场属性，加上特定的强势卖方，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已经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且不说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暴利，其近乎畸形的市场表现就已经将其种种问题展露无遗。近年来，房价的增速已经远远地高出了各地的GDP增幅，更是远远高出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更重要的是，房价已经严重脱离了其正常价值。但是，房产商却故意避讳这种现实，并且积极在为房产无泡沫、房价并非过高、房产业并非暴利而辩护，这种笑话理论正是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一种辩护。全文——《大众日报》作者：刘利军

　　性教育：从尿布到约会都不放弃

　　把对青少年的性生理、性心理的指导(包括对避孕的了解)从高中阶段提前到初中阶段，到底是为时过早，还是正当其时？前不久一本颇有影响的新书披露了一组数据：“发生性关系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尽管有人认为该书有夸大其词哗众取宠之嫌，但或许我们不必过于苛求，而应当对其中揭示的青少年性健康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全文——《燕赵都市报》作者：潘多拉

　　举证责任倒置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旨在保证行政管理过程中处理被动地位的相对人在诉讼过程中获得实质上平等的法律地位，有利于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侵权行为的出现。这项制度在民事诉讼中也有所体现，但它是作为例外情况，为了加重侵权人责任而规定的。从设计这项制度的场合和情形看，其目的在于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这个分配机制，促使特定法律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最大限度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弱势一方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将举证责任倒置引入劳动仲裁，用于解决劳动纠纷，符合劳动关系的特点，尤其击中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极端不平衡的软肋，体现了执政理性，有利于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全文

　　——《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李克杰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作品自创作完成后其著作权自动受法律保护，不管你有没有进行版权登记，只要你已经创作出了作品，而且能够证明这作品是你的创作，你就是合法的产权所有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注册它的，高金荣也可以注册自己的，只要作品是独立完成，并未抄袭他人，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两不相干。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现在确实是十分常见，版权意识的增强，是好事。但是话说回来，有意识还得有知识，没有相应的知识，可能就会形成不必要的意气之争，没有什么意义。全文——《大众日报》　作者：梁发芾

　　总理和网民的“互动”从侧面告诉我们，网络状态下的电子政府是“无缝隙”的，每一个网络节点都可以直接联系上层与基层，并且互相链通。由此，上级领导可以轻松地了解到基层的情况并进行监督，这样就会大大激发各级政府机构及其职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借助现代化的手段，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公众对政治的参与也将空前提高。网民给温家宝总理提出几百个问题就是明证。全文——《中国青年报》作者：毛天祥

　　爱国主义真的这样宽泛而笼统吗？爱国主义的践行之道是否也包含能够产生或激活社会“附加值”的逐利行为？在价值观、利益需求、群体分工日趋多元的时代，对爱国主义的认识是否有可能、有必要统一和明晰？爱国，表面看来，它与爱己、爱人一样，是一种由精神层面催生的行为付出，但究其根本，二者却有着质的区别：爱己、爱人的爱是私密性的，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分泌，其间甚至隐伏着一根利益驱动线；而爱国的爱却是开放式的，有着与众不同的公共属性，它是公民国家意识的体现，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的高尚的公共品德，是责任重于意识的大爱。全文——《新京报》作者：陈阳

　　贪官越多的地方，各种矛盾和冲突就越多，社会也越不和谐。“赃款扶贫”，让穷人看得起病，让穷人的孩子读得起书，既可有力平抑这种反规则导致的社会不公，也能有效缓解由此而引发的民怨。虽然，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不能指望“赃款扶贫”来缩小，但至少为我们在腐败“重灾区”修复清明政治、重构和谐社会确立了价值取向。全文——《中国青年报》作者：俞评

　　光是推迟上学半小时，孩子还是未必睡得好：如果因为晚起床而晚睡觉，早上的损失晚上补，孩子睡觉的时间还是不够。虽然不上学，但只要家长让孩子自己在家里背半个小时英语单词，孩子睡觉的时间也是不够的。如果孩子上学晚，家长多加半个小时班，多赚半个小时钱，没有按时回家照顾孩子，孩子的睡眠时间还是保证不了。可见，孩子睡不好，课时安排有关系，但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干系也很大。挤出这半小时，不但学校操作起来不容易，爸妈生活观念的改变也很难。至少在我看来，爸妈们连自己睡不够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恐怕对孩子的睡眠不足也是无能为力。全文——《南方都市报》作者：质数

　　百胜餐饮集团做出了负责任的反应。它昨天主动向消费者发出警报，称发现旗下肯德基餐厅的部分产品含有“苏丹红一号”成分。这种警报，体现的是对消费者的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反过来看，这其实也是对自己负责任。企业生存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它不仅面临着政府的监管，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的监管，比如舆论的监管。在目前的消费品市场上，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武器。企业已经为自己的声誉投入了巨额资本，其市场占有率及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来自于其品牌的声誉。因此，企业的规模越大，品牌越响亮，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比重就越大，企业也许就越脆弱，越是重视自己的声誉。全文——《南方都市报》　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