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观点：从刘晓庆的穷人观管窥时代危机

　　鸡蛋有人造假冒，猪红是用无血有毒凝胶制成，海带子有毒，现在连肯德基也中了苏丹红的招……只要翻翻最近的报纸，有关问题食品的新闻真让人眼花缭乱。看到层出不穷越闹越多问题食品，不知各位读者有什么感觉，笔者是在感到忧心的同时，又有些茫然。忧心是因为不知道已经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有多少是干净的，多少是问题食品，而且将来还会吞进去多少问题食品；茫然则是对如今的食品安全现状，为什么在政府对此问题越来越重视的今天，食品安全问题却仍然层出不穷呢？作为老百姓，何时才能真正安心地吃东西呢？全文——《信息时报》作者：卧槽马

　　不少地方出台“‘官员’人大代表请辞”这项制度，首先是为了解决代表结构和官员的代表身份问题，而不是首先针对不作为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一个代表合不合格、该不该辞职，应该由谁来确定？在几乎所有的辞职制中，都是组织力量在发挥主导作用，这与自下而上的选举规则、与代表由选民决定的规则产生了根本冲突，是对选民意愿的“遗忘”。全文——《中国经济时报》作者：楚天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参观展览者的身份，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门票的合理性。根据以往的总结，去参观展览的无非以下两类人：一是十分痛恨腐败分子并热心反腐的人；二是来接受警示“汲取教训”的有过贪心的官员。对热心反腐的人，让他们买门票忍心吗？收清廉干部的门票钱，就更不该了；即使是对前去“汲取教训”的贪官，我们也该多给他些反省的机会呀。这么说来，卖门票实在没什么意义。全文——《齐鲁晚报》作者：叶辉

　　刘晓庆的穷人观是社会整合度下降的表现。现代社会的对策是更多地将社会整合诉诸法律而非道德。由于现代社会的人类交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信任危机对于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加强烈。信任的存在，首先意味着道德感的可靠，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但它不是“由于”或“为了”社会整合的需要而产生的。否则的话，就将因对信任的功能主义的解释而遮蔽信任的道德性质，从而凸显其工具和手段的含义。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说到底不过是道德危机的一种表征而已。刘晓庆自认属于彻底的穷人，就是把信任当做工具的表现，折射的是时代的信任危机。全文——《中华工商时报》作者：朱四倍

　　“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这个资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这样说，似乎给人感觉缺了2．5万亿元，政府就要拿出这些钱来。这是不对的，这样的说法容易引起对养老基金补偿制度的反对意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初期都有缺口，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个人收入的增长，养老基金的提取数额也就随之增大，现在的缺口会逐步弥补，甚至还可能超余。国家只需要对当年的缺口进行弥补，没有一次性补足的必要。所以，关键不是政府出多少钱，而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机制，不能使社会因养老问题而发生动荡。全文——《中国青年报》作者：康劲

　　现在某些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从表面上看是市场需求迅猛使然，其实有时倒是某些地方政府上阵“操盘”的结果，政府调控市场的“有形之手”，本来应该尊重市场运作规则，那房价纵有涨落，公众自然会口服心服，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充当了推动房价过快增长的角色，不为别的，就是利益二字作怪。现在不少地方出让土地的收益，成为政府ＧＤＰ增长的“支柱产业”，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卖地越多、地价越高，政府收益越多，可支配财力越强，“手头”越活。一些政府官员倒是说得很坦率：房价涨得太快，老百姓是不满意，但不涨我们政府怎么有钱花？政府部门为了抬高出让土地的价格，不惜请地产商当“托儿”，就不足为奇了。全文——《中国经济时报》作者：钱跃

　　我们也许可以从医疗体制以及医德的角度来解读当下，但真正重要的，我以为是我们的社会以及医疗机构在市场化的浪潮中，部分丢弃了对于社会弱势者最基本的道义责任。同时，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我们的社会也还没有完全确立起对处于社会不利地位者的倾斜与保障的机制。所幸的是，这一现象正在得到重视。全文

　　——《大众日报》 作者：杨耕身

　　赵代表的检讨咋“忽悠”成了议案呢，而且成了“非常好的议案”？说赵本山的检讨是严肃的、是好的，笔者不否认。但说赵代表的检讨就是“非常好的议案”，笔者就纳闷了：“什么是议案”，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白岩松不该不知道，即便赵代表的确是真诚地以检讨作议案，那也是不合格的议案，对于人大议案工作以及人代会都是一种亵渎，说严肃、叫好都是很不合逻辑的。白岩松作为面对公众的主持人，讲究的是语言的艺术。为赵代表的“检讨议案”叫一声好，无非是想“艺术”地为赵代表找个台阶。但把检讨“忽悠”成议案，那就是睁眼说瞎话，有失原则了。全文——《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郑锋

　　应为刘嘉玲们设法律名份

　　明星们的在广告法中法律地位应当是什么呢？从明星做广告的行为本身来看，明星代言活动其实是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这符合我国《广告法》规定的“广告发布者”的法律特征。但是遗憾的是，我国《广告法》规定的“广告发布者”仅限于“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这种规定的缺陷的直接后果就是：明星们在做虚假广告后无法从法律上追究其责任。而如果确认了明星们在广告中的“名份”是“广告发布者”的话，则是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因为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全文——千龙网作者：何向东

　　如何打击黑社会(under－worldsociety)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之所以难，不是因为黑社会组织隐藏于地下很难发现，或者势力太大、政府没有力量与之对抗，而是因为黑社会组织往往渗透并紧密联系正常的社会生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全文——《南方都市报》作者：唐昊

　　从文化生态解读贪官忏悔，可以看到“地狱门前的官话”中夹杂着法家的务实、儒家的虚伪、道家的油滑和阴谋家的投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谓的忏悔，不过是为得到宽大处理而装出的一种姿态，所谓的认错，不过是东窗事发后的一种道德投机。忏悔这张画皮后的灵魂之中，包藏的不是对真理和阳光的敬畏，而是对刑场和死亡的恐惧：是因为恐惧死亡而“伪悔”，而非领悟真理而忏悔。如此看，大多贪官的忏悔不是真正的忏悔，不是“灵魂深处的革命”。全文——《南方都市报》作者：曹林

　　胡卫民是把开单提成捅出去的公敌

　　胡卫民挑战的如果仅仅是娄底市中心医院或娄底市的“医疗腐败”，而不是“全国医疗行业”，那么他这种挑战固然不失为“正义”，然而其意义也是有限的；对娄底市中心医院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也有失“公平”。医疗腐败的症结在于体制。现行医疗体制必须进行彻底改革，这已没有异议。问题是如何改革，如何才叫“彻底”，我们有没有打破它甚至推倒重来的勇气？我们要谨防这样一种趋向：把“改革”变成“改良”，把“消除腐败”变成“降低腐败的程度”。就如湖南省派向娄底市的调查组认为的，胡卫民“反映的娄底市中心医院的问题只是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小’问题”，建议“完善中心医院的各项制度”云云。全文——《中国经济时报》作者：翟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