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力大排名　广州当以自由为核

　　社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2004年度中国200个主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各单项竞争力的排名，这样的排行榜照例又吸引了国人的注意与热论，尤其是榜上显赫的城市，更多是从其中探究自身发展的长短板，激发比较彼此的优劣势。由于北京综合竞争力排名的意外下挫，广州的整体排名此次跻身三甲，于上海、深圳之后成为中国的“城市探花”。不过好意头带来的喜悦之外，羊城人当也有些许尴尬，因为殿军的光环之下，12个单项指标中，广州并无太多成绩可夸。北京虽然名次下滑，但在人才、科技、结构三个单项中依然领先群城；上海更是在资本、基础设施、综合区位、文化、政府管理五个单项上夺得第一；深圳也有环境与开放两个单项冠军入账。比较之下，广州成绩最好的基础设施与综合区位两个单项，均不过也是第三的排名。

　　中国社科院的权威地位，竞争力测评指标设置上的科学性，使得这一次的内地城市竞争力排名理当受到关注。但是这种关注不在于谁高谁低、谁上谁下。依照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的见解，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城市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效率，所以竞争力指标的设置与评分指向，本质上在于帮助各地的城市政府来客观认识自己的施政成绩、调校相关的治理思路——换一种时髦的表述，即是为各大中城市提供一个现代化的任务清单。在这个意义上，综合区位的单项优势来自天时地利，基础设施的单项优势也是极容易被复制追赶的硬件。相比之下，极显关键的制度竞争力单项，为并非出自“豪门”的绍兴拔得头筹，深圳、广州与北京，统统无缘前十名，才是可以让人悚然大惊、恍然大悟的重点。

　　而制度竞争力出自何处？创新。而创新的动力又来自何处？自由。不独制度竞争力如此，资本钟爱“自由港”，人才青睐“开放城”，宽松的环境里才有蓬勃的科技进步与可观的文化积淀，从肉体到灵魂都要严厉收管的政府，绝对无法收获精彩的政府管理效果……自由，不独是一种经济制度，还是一种思想风格，更是一番生活习惯。世界上首先步入了现代境界、体现出强劲竞争力的城市，无一例外的都是自由获得了解放与保障的城市。如果我们承认自由是城市竞争力种种指标背后引而未发的一大主题，那我们便能对我们的城市得出另一番了然于胸、冀望于眼的自信。

　　广州的市民生活发达而商品经济繁荣，种种长时历史传承与改革开放的近期遗产，令广州的自由氛围作为一种经济背景已是彰显于表，作为一种生活背景更是深入骨髓，而作为一种市民社会的发育背景，也已是隐隐绰绰日见其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广州在此番城市竞争力比较上，政府管理竞争力排名落后，反倒是一桩应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情。身居羊城的新老市民，想必感同身受之下，并未有政府作为不力的印象；而一座城市当有的活力与潜力，却又未显示出被一个强势政府扼杀压制的危险。政府坚守自己当守的边界，市民得言自己关心的市事，是一座城市中远远超出所谓政府控制力的竞争力要素。独步全国的广州报业现象，便深刻地体现出了羊城这一内涵深重的软竞争力。所以，小至一条夜班车路线的开辟，大至一个恶制度的终结，都并没有束缚于其他城市里屡见不鲜的“一言堂”。于是，小步积千里，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持续的渐进改良；民意扫积弊，法治社会可以获取积极的霹雳转折。没有这样的情怀保障，城市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效率，便极可能成为一时的虚假繁荣。

　　然则中国内地的城市，是中国这个大气候下的小气候；这些城市的竞争力上限，受制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表现；一座城市的自由的生长空间，无论是经济上的、生活上的，还是更广泛领域内的，归根到底，都取决于整个国家自由空间的生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内地城市竞争力的评比，实在没多大必要，如若想有确切的指引，搞搞中外城市之间的竞争力比较，可能会更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