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金庸小说入选课本、刘翔事迹收入教材引发争议。近日，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上海市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之列，再次引起波澜。
分析这几次教材改革争议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公众质疑教材，表面看是对变动后的教材是否合理发出疑问，其实是教材作为“公共物品”理应征求公共意见的自然反应。我们可以想一下，教材改革接二连三受到质疑，个中原因除了所改教材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之外，教材改革本身是否存在普遍性的缺陷和不足？公众质疑、争议教材改革的背后是否隐含某种普遍性期待？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思考。
公众争议教材改革的背后，其实也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教材怎么能说改就改，为何改、怎样改是不是应该征求下我们的意见？如果公众对教材改革没有干涉的欲望，相信不会有热烈争议的激情。所以争议教材改革是不是应该吸纳一定民意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看看现在的教材编写（改革）流程———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若干编写人员“闭门造车”，指定专门专家审核，专家局限某一学科，编写人员总是那么几个，教材编写（改革）甚少在更广泛的层面听取学生、教师、家长的意见，结果方案一出台就饱受争议。试问，如果事先征求公众意见，举行听证会收集各方说法，无谓的争议是不是可以避免？（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