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的赤诚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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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1日04:52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
贺绍俊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给予了四位中青年作家,两位六十年代出生,两位五十年代出生。通过他们的获奖作品,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一批中青年作家从整体上说,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他们的情感体验来自现实生活,他们关注的焦点也基本上是现实社会的焦点。有意思的是,这四篇获奖作品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毕飞宇的《玉米》写了一个叫玉米的乡村女孩的成长过程;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通过伯纬冒着生命危险将同伴的尸体背回家乡的故事揭示出乡村的苦难;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写的是农村扶贫、助贫工作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写了两个乡村女人的友谊以及这种友谊的脆弱。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了城乡冲突,读到了对苦难的体恤,也读到了社会呼吁特别强烈的关于“三农”问题的焦虑。总而言之,我们读到了当代作家面对现实的一颗赤诚之心。 有人觉得,获奖的作品全部是农村叙事,这似乎是一个缺憾。但我以为,应该注意到当代作家的农村叙事已发生变化,过去的农村叙事主要是一种单纯的、站在农村看农村的叙事,而今天的农村叙事是带着复杂的目光,融入了更多的城市文化的情感,因此这样的农村叙事是一种具有批判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农村叙事。在过去的农村叙事作品中,我们最常见到的是作家把农村想象成一个逃逸困惑和烦恼的精神家园,因而把农村描绘成一个充满田园诗意的心灵港湾。但这四篇获奖小说却抹去了这一层虚假的诗意,直接展示了农村的真实。如毕飞宇在《玉米》中所精心刻画的乡村女子玉米,显然就不同于我们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所读到的翠翠、萧萧等乡村女子那么诗化,也不同于铁凝笔下的香雪那么被提取得过于纯净。玉米何曾不是一位可爱的也很倔强的乡村女子,但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她会变异得面目可憎。这种特定的环境就是权力场。玉米的成长过程演绎了美丽的女性在世俗权力的戕害下将是一个多么凄惨悲凉的结果。但作者对玉米并不是单纯地采用或怜香惜玉或悲天悯人的态度,他对玉米同样抱有一种批判精神。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更是体现出一种城乡文化冲突的困惑。当小说一开始两个美丽的新娘出场,就暗含着这种冲突,从未走出乡村的潘桃对城市怀着向往,而从城市回来的李平似乎要把城市记忆埋藏在心底。两个女人对于城市的不同想象决定了她们的友谊难以长久。对于乡村女人来说,城市既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梦想破灭的根源。 最重要的是,这几篇小说的成功,都缘于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就是说,他们的农村叙事不是依赖于旧有的生活经验,不是循着现成的农村叙事模式去投机取巧的。陈应松长年在神农架挂职体验生活,经常住在神农架的深山老林里,他从大山里面采撷到最新鲜的写作资源。他由此写出了系列的神农架小说,也正是神农架小说才使得已写作近二十年的陈应松终于引起文坛的关注。他自己就说:“我相信好的小说素材蕴藏在民间,你必须用自己的脚当锄头去刨才能刨到。”而夏天敏则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在农村艰苦的日子里,他曾经冻伤一只腿,至今走路还有一些瘸,但他就是以这样的身躯走过云南昭通许多贫困地区,而且还在一个贫困乡作了两年的副乡长。《好大一对羊》的创作缘于他参与的一次大规模扶贫调研,在调研中所看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使他感到“强烈的震惊”。故事描写刘副专员用工资买了一对外国良种羊,送给他的帮扶对象德山老汉。但是在一个生态环境恶劣到连人都无法生存的地方,饲养这两只羊就变成了一件“羊吃人”的荒唐事,德山老汉一家因此家破人亡。 这四篇获奖小说共同搭建起乡村世界和平民世界,但这并非说他们是以题材取胜。作品的感染力最终来自文学性。毕飞宇的叙事完全是开放性的,因此他的《玉米》尽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故事,却被他讲述得充满辐射力。《玉米》是一种客观叙述的方式,但在客观的叙述过程中,你可以感觉到始终有作者的一双忧郁的眼睛在背后注视着。这不仅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也是一个写作姿态的问题。从这双忧郁的眼睛里我们感到了一位作家的人文情怀。 《松鸦为什么鸣叫》和《好大一对羊》可以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但《松鸦为什么鸣叫》让我们读出了魔幻,《好大一对羊》让我们读出了荒诞。这些非现实的文学想象并不是作家对某种形式的借鉴,而是来自他们对现实的体验。所以无论是魔幻也好,还是荒诞也好,都很和谐地融入到他们的现实主义叙述中。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篇小说体现出对现实主义的超越。就像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以及他的神农架系列(我个人更喜欢他的《望粮山》,以为这篇作品更为灵动),最有神韵的,最出彩的恰恰都是来自非现实的因素,那么,他走进现实又超越了现实。在他的小说中明显地感觉了这样一些意象:死亡、绝境中的重生,理想愿望的极限的表达,凶杀、残酷等等。 归结为一点,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坚持实际上是人们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在神农架生存,不仅要拿起获取物质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必须拿起精神来。陈应松更关注的就是这种人文的精神性,也因此在作品中带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非现实的东西。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3月21日 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