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维权需要个案与制度双重推动

　　最近，有关消费安全的新闻频频进入我们的视线。SKⅡ涉嫌含腐蚀成分被告上法庭，全球500强之一的宝洁被卷入其中；随后，两家全球500强企业的食品（卡夫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的乐之三明治饼干和金宝汤公司所生产的金宝金黄玉米汤）被发现含有转基因成分；亨氏、肯德基等知名企业也陷入“苏丹红一号”的风波。

　　在这一系列事件曝光之后，如何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再次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比如“苏丹红一号”事件中，尽管肯德基表示，一旦“苏丹红一号”对人体有害得到科学论证和法律确认，该集团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对消费者进行赔偿。但即使“苏丹红一号”被证实对人体有害，消费者也会因没有购货凭证而难以主张权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由专门的组织根据肯德基对含“苏丹红一号”的食品的销售情况，代表消费者去集体主张损害赔偿，继而将获得的赔偿金设立专门的基金，专项用于“苏丹红一号”受害者的补偿呢？对此，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消费维权保护方面的不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的规定，但受限于我国诉讼法律关于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当消费者在遭遇消费侵权事件时，无法采取公益诉讼或集体诉讼的形式，所以往往陷入以一己之力抗衡与其地位、财富悬殊的生产者或经营者的窘境。即使是消费者协会，对此也往往是“有力使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不少消费者选择了以个人的方式来提起消费维权的公益诉讼。因认为雀巢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上海消费者朱燕翎与雀巢公司对簿公堂，而其诉讼请求仅为对所购产品退一赔一并标注说明含有转基因成分；仅仅为了几块钱的发票，法学硕士郝劲松屡次将“铁老大”和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个体消费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维权，受益的却是更多的消费者，乃至整个消费者群体，这是一种含有公益诉讼性质的消费维权行动。在社会团体公益维权诉讼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这种公民个体的公益性彰显出一种社会维权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个体的公益消费维权也是公众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形式，将促进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社会事务的处理运行程序。在南昌消费者状告SKⅡ紧肤抗皱精华乳的广告涉嫌虚假宣传后，南昌市工商局随后调查认定了这一违法行为，并将作出相应处罚，一些省市的卫生监督部门也表示将对该产品进行抽查。法学硕士郝劲松为铁路消费后不开发票三打官司后，铁道部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关于重申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

　　这种公民个体的公益行动，也推动着我们消费市场一步步走向规范化。朱燕翎状告雀巢公司讨要转基因食品知情权虽以败诉告终，但随后上海的一些超市开始出现了“我不承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的货架；乐之三明治饼干被爆出含有转基因成分的第二天，北京的一些超市作出将“问题饼干”紧急下架的行动。从中可以看出，市场从这些维权事件中逐渐学会了如何尊重消费者。

　　当然，对消费维权的法律保障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多的朱燕翎、郝劲松这样热心公益的消费者走上法庭，向相关的企业、单位主张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同时，也给我们立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提个醒：消费者现在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希望法律能够保障我们的这种要求和更好的生活权利；消费者希望能建立社会团体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能让更多的力量加入到消费者维权中来。这种公众的呼声理应得到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回应，使其更好地履行自身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责，为我们的消费权益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

　　在消费市场日益复杂的今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仅需要个案的推动，更需要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在制度层面进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