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曹禺先生两次接触

　　我从青年时代便喜欢曹禺的剧本，从艺六十多年，尽管读过看过曹禺先生的许多剧本和演出，却从没有排过曹禺的戏。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曹禺先生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1956年天津人艺准备排演《雷雨》，这是天津人艺第一次排曹禺的戏。由我和导演沙惟去北京史家胡同他的寓所去访问他。当时北京正在举行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曹禺先生很忙，由我的老战友高瑞（时任北京人艺行政办公室主任）事先替我们约好，曹禺先生在百忙中还是接待了我们。并约定谈话时间只有一小时，当我们在下午三点赶到他的寓所时，曹禺早在门口等候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这60分钟，我们只提出两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一是《雷雨》的社会背景与天津的周家有什么关系？二是剧中人物特别是周朴园现在应该怎样把握。

　　曹禺一向不愿意谈自己的戏，他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很简单。他说：“《雷雨》是我在脑子里孕育了好几年才写的，戏里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我经常见到的亲友和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有人说《雷雨》故事是影射周学熙家，那是无稽之谈，没有的事。如果是那样，我就不会叫剧中人姓周了。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剧中的故事毫不相干，只不过是借用了他家在英租界一幢很古老的房子的形象罢了。”当我们问到鲁贵时，曹禺说：这种人在天津在北京都有，我写得更贴近天津的生活。在天津老龙头车站一带，住着一些很贫困的人，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因为在大户人家当差，又沾染了很多坏习气，很会计算，察言观色，看主人眼色行事，所谓势利小人。但这种人最后的命运大都很悲惨，所以我希望演员不要把这个人物演成小丑和无赖。

　　曹禺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非常懂得舞台上的规律。在谈到周朴园时，他说：演这个人物要注意把握分寸。他有暴戾，也有温情，不要一上来就把他演成两面派，伪君子，或者像封建暴君那样的人物。那样一来戏就不好发展了。比如他对鲁侍萍的怀念，不全是装出来做给别人看的，他对她很可能有过真感情，也许是他这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所以演三十年后重逢一段戏，两人都要有感情色彩，不能一见面就剑拔弩张。至于以后周朴园给鲁侍萍开支票把他们打发走，这里当然暴露了他的阶级局限，但仔细推敲，在那个时代，也只有给她一些钱才能改变鲁侍萍悲惨的处境。后来我们还问了一些其他人物的问题，因为时间已过，曹禺先生还有其他活动，我们只好告辞。分手时他还叮嘱说：有些事你们可到剧院去问问夏淳，他刚刚排完这个戏，他有很好的导演分析，对每个人物都有想法，比我想得还好。你们找他谈谈，肯定会有帮助。

　　和曹禺先生第二次接触是26年以后的1982年，那年春天天津剧协恢复工作，重新登记会员、选举理事，请曹禺先生来津作报告。他和夫人李玉茹一同住在湖北路天津警备区招待所，那年先生已经72岁，因腿脚不好，手里拄了拐杖。我曾两次到他的寓所去。第一次是请他给刚刚创刊的《天津剧作》题写刊名，因事先已通过电话约好，先生早有准备。我们带了纸笔到达寓所时，他正给天津剧协题写贺词。我们说明来意并递上试刊号一本请他过目，他说：你们是在刊物上用，我这笔鬼字实在拿不出手。要是登在扉页上还马马虎虎，登在封面上难看死了。我们说，那就请您先给刊物题个词。先生允诺，写了“希望有更多新作品问世”。后来题写刊名，为了让我们有所选择，他写了很多款式，有的竖写，有的横写，中间写累了还脱掉外衣继续写，写完后又叮嘱说：如果你们觉得不好，也可以不用，反正我是使出浑身的气力了。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

　　这天下午，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请曹禺夫妇参观南开中学和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约我陪同前往并借机汇报天津戏剧创作的情况。在纪念馆他先看了陈列馆，馆内有几件周总理当年用过的遗物，他都看得很仔细，并向讲解员询问一些细节。后来参观周总理读书的教室，看了严修亲笔题写、挂在门楣上的“含英咀华”四字匾额，问是不是当年的原物，讲解员说原物已失，这是根据照片复制的。最后看了镌刻在影壁墙上的南开校训，他在校训前站了很久，并且小声地读着：“头容正，颈容直……”仿佛回忆起他在南开读书时背诵校训的情景吧？参观已进行一个多小时，时当冬季，陈列室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曹禺先生又冷又疲劳，夫人李玉茹提议是否休息一会儿，他似乎情犹未尽，又看了他本人在南开读书时的教室、座席，以及1930年南开中学毕业生的校刊，当讲解员翻到印有万家宝的一页时，先生显得非常兴奋，指着青年曹禺的照片对夫人说：瞧瞧，这就是当年的我。

　　参观结束后，大家来到休息室。领导让我汇报一下天津戏剧活动的情况，我首先介绍了天津戏研室正在编写的“天津话剧运动史”。曹禺先生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他说：天津是北方话剧运动的摇篮，应该有这样一部史料。天津不但有南开新剧团，有张彭春，还有一位话剧运动的先驱者李叔同。他是中国话剧第一人，他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演出小仲马的《茶花女》，他对中国话剧运动的贡献，我们现在活着的人都比不上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剧界的权威对李叔同作如此崇高的评价。接下来我又汇报了我正在编写话剧《觉悟》的情况，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周总理在天津领导“五四”运动的事，我知道一些，这个题材很重大也很难写。总理活着的时候，有人想把《警厅拘留记》发表出来，他始终不同意。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你们可以试着写一写。最近胡华先生正在修改他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史稿》，其中有两章专门写这段历史，听说邓大姐也看过了，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大概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不知印出来了没有？后来我们果然从中青社找到这本书的征求意见稿，而且也读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批示。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敬佩这位戏剧大师惊人的记忆力，也亲身感受到一位戏剧前辈对后学者的无私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