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后董时代：香港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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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协调好香港与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种种关系，如何让香港社会内部利益诉求的表达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和良好的协调机制，也是新特首最为重要的任务

　　-文/易宪容

　　香港特首的变更是大事，也是小事

　　对于香港来说，董特首的辞职，既是一个大事，也是一个小事。说它是大事，是大新闻，就在于香港作为一个行使行政主权的政府，它的首脑的变化必然会改变整个香港政府的问事风格，改变香港政府的一些喜好及政府施政的关注点。因此，香港特首的变化，自然会成为当地的大事或大新闻。

　　但是，为什么说它是小事呢？因为，在一个自由民主、市场发达、法律较完善，加上有一套完善的公务员体制的社会中，任何行政官员的变更都不会涉及到政府治理机制的重大改变，都不会涉及政府制度内核心的价值观念的重大改变，更不会改变社会民众个人权利的张扬与努力。

　　在这种政府的制度框架下及这种核心的价值体系内，个人所起到的作用都是有限的，他只能够顺势而为。

　　所以说，对香港社会来说，香港特首的变更只是一个小事。

　　因此，对于香港特首的辞职变更，重点不在于对该事件有多少政治上的猜测，更不是来推测新任特首上任后政治权力如何划分与平衡，而是要理解在香港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新任特首如何来定位自身。新任特首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该做什么及不该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及不能做什么，这样才能找到香港社会未来经济发展之路向。

　　在此之前，有必要对董建华任内所经历的事情进行一番回顾，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参考点。

　　毫无疑问，董特首是诚心诚意地在为香港人做事、为香港的利益任劳任怨。事实上，当无任何从政经验的董建华出任特首时，面临的是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而且一上任就经历亚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而使得香港经济泡沫爆破、楼价急挫、经济下滑、持续通缩、失业率创新高、负资产个案剧增等，香港民众的经济生活状况从繁荣的峰顶一下就掉在地上。然后香港社会又经历了禽流感、SARS等自然灾难的降临，以及政制纷争等冲击，经济发展也由此出现了一些起伏。

　　从1998年开始，香港经济陷入了负增长，通货紧缩、政府财政赤字、失业高企都是香港以往数年少有的事情，再加上2004年底开始，一系列围绕着“官商勾结”的纠纷，包括西九龙文娱区的单一招标受到猛烈抨击，及红湾半岛居屋清拆事件等，更增加了香港社会利益的复杂性。

　　那几年笔者正好在香港，香港民众的感受能够从他们的话语中感觉出来。但事实上，笔者当时就曾说，凭香港民众所持有之财富和香港政府的经济实力，这种经济衰退更多是楼价暴跌所导致的账面资产的减少，在实体经济面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只要有机会，香港经济很快就会发生转变。

　　可以说，香港回归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特别是当香港经济从繁荣高峰而落入谷底时，市民看不到香港社会的未来方向、市民之间出现利益上的争拗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这种的情景下，无论是谁当特区政府首脑都是不容易协调这些关系的。

　　同时，香港回归之后，尽管香港的基本制度没有变，但是整个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市民的民主意识及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社会民众的政治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的时候，既说明以往的制度安排已经不适应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说明市民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的意识觉醒。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做香港特首都是一样，要完全避免近年那种社会利益、政治利益争拗之事件不发生是不可能的。

　　搞好两个协调

　　既然香港特首的变更对香港未来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那么在后董时代，新任特首可能会把香港带向哪里应该是比较明确的。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无论是香港政府的结构性财政赤字，还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作为香港经济政策的左右手，香港政府是无法对此左右逢源的。即香港政府现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搞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规模刺激经济、创造就业，也无法通过自主的货币政策来调整金融市场的货币环境。

　　这种情况下，无论谁做新特首，政策空间都是有限的。香港政府要做的是如何协调好与中央政府和国内各地方政府的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好香港社会中的种种利益关系。

　　对于香港未来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都把眼光看到香港如何来实现经济转型、如何来改变目前香港经济“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如何来创立科技化、智能化的产业结构问题。其实，正如笔者在早几年之前就指出过的那样，这样的一个思路完全是未来香港经济发展的误区。因为，以传统的产业划分标准来看，香港经济“产业空洞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试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那些在当地属劣势的产业肯定会向低成本的地方转移。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这是现代企业得以取胜十分普遍的方式。如果香港的企业不这样，它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有立足之处。

　　至于希望香港来创立高科技及智能化的产业结构，这种想法是较为理想化了。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企业都希望用这样的产业结构来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来获得企业的垄断利润，来快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产业结构生成与成长最基本的条件与环境是什么？是深厚的科学研究基础与大学教育，由此培养并涌现出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还是在1990年代末，香港政府就规划创立香港的数码港、中药城等，但结果不尽如人意。何也？最大问题就在于香港既没有这种科技基础与环境，也没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或许，在世界范围招聘几个所需要的人才还是比较容易，但是要想通过从世界招聘全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是不可能的。看看美国及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历史，如果香港还是希望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与发展，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

　　其实，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就在于如何利用该地的优势与他人竞争。对于香港，目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就在于如何以中国内地为腹地，发挥香港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及人力资源优势。

　　看看香港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近两年的历史，就会发现，香港经济基本上是在中国内地这个母体上成长与强大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带来香港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近两年来香港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严重衰退中崛起，就在于内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央政府通过“自由行”、CEPA等政策帮助香港经济走出困境。可以说，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融合，不仅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活力，为香港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源泉，也部分带动了国内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

　　香港旅游业成倍地成长，内地企业涌入香港上市，这些都是香港制度与市场优势所在。因此，如何协调好香港与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种种关系应该是新特首最为重要之任务，由此香港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才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

　　CEPA的推行、“自由行”的扩展给香港注入了活力，但只要对香港与内地的情况有一定了解的人，就知道其中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经历了过去七年经济衰退的香港市民来说，香港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香港社会也亦渐入佳境，加上内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这些都为香港新特首带领民众发展社会经济创造了一个好的机会。

　　但香港社会各种利益的诉求同样不可避免，而这些诉求的表达方式也可能会多种多样。如何让这些诉求的表达有一个畅通的渠道，一个好的协调机制，这也是新特首最为重要的任务。(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