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哲学的多元视域及其融合

　　张曙光内容提要

　　当代哲学的多元取向开启了不同的视角，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发现了过去未曾意识到的许多问题和各种新的可能性，从而能够以富有弹性和宽容的心态对待新事物、新现象，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哲学也必须回应现代人的世界整体感的消失和相互疏离这一严重问题，这就要求哲学多元视域的融合。为此，文章对于当代哲学的多元化以及有关论点进行了反思和清理；并指出，人类始终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核心理念。全球化时代的核心理念应是“共生”；只有共生才有世界的和谐。要使“共生”理念真正确立，当代哲学就必须把“个体”、“民族”、“人类”和“大自然”的四位一体，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无论是就中国哲学而言，还是就世界哲学来看，当代哲学的多元取向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元化的哲学语境无疑适应并强化了以高度分化和多元化为特征的现时代，使生活的样式和向度显示出更多的可能性。然而，现代性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人们的世界整体感的消失和彼此沟通与共契的困难。而只有解决这一问题，现代社会才能实现对自身的扬弃与超越。显然，哲学既要反映并维护个体的特殊性和自由，同时还应当致力于包括生态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和谐与良性互动。因此，“和而不同”、“视域融合”，应是哲学多元取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在传统的哲学观看来，哲学只能是一种总体性的世界观，是各门具体学科的概括和总结，因而哲学就是那个“一切是一”的“一”。只要守住这个“一”，哲学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一种基本需要，就是对自己感官所接受的各种刺激加以条理化，对各种各样的现象给出统一的解释，以便形成自我认同并与周围环境建立“为我”的关系。而根据因果观念寻找万物的本原并进而从逻辑上把握世界的本质，就成为人类思想的最高任务。从主观上说，人的思想的形上取向即超越有限经验是思想的“自然倾向”；从客观上说，只有思入终极性存在，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才能依凭于根本的原则而达到“志同道合”、“步调一致”。这种终极存在就是西方古代思想家所寻求的“逻各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寻求的“道”或“常”。荀子更是以“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表明这种终极存在是区分道德人格高下的依据；有了对这种具有最高价值意蕴的终极存在的信念，人们就可以修养成君子并得以安身立命。在高度“群体依赖”的传统社会，群体似乎就是一个自主的大生命，每个个人则是这个大生命的各种器官或细胞，因而这个社会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使哲学思想更加执著于对统一性甚至同一性的追求，最后走向一个先验的纯形式的“实体”。这种以同一性为其原则的哲学，固然有利于人们从纷纷扰扰的感觉走向明晰确定的理性，在观念上把自己提升到万物之上；但同时也会使活生生的人生消失在抽象的思维中，使千姿百态、流变不息的世界变成概念的木乃伊。其实，世界的多与一、繁与简、异与同，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物特别是人的出现更意味着世界本质上的能动性、自生性和多向性；也正是各具特性的事物之间的互斥互补、分合聚散，才造就了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并不断地推陈出新。

　　伴随着工业社会出现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从主体认知的方面承续了哲学的大叙事，有力地推进了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标准化、同质化。但人这个主体即使“心同此理”，他们的精神、感受和非理性方面（情感、意志等）却必定各有其特点。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机体更趋复杂和异质，人的非理性方面及其差异、特殊就势必要进入哲学的视野，个人的性属、种族、文化、职业、年龄、天赋、能力甚至身心状况都会成为哲学的特殊视角，从而形成各不相同的哲学学说。这些哲学学说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发现了过去未曾意识到的许多问题和生活中各种新的可能性，从而能够以更加富有弹性和宽容的心态对待新事物、新现象，这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

　　表面上看，当代哲学的多元取向是研究论域以及学术资源、话语的多样与新奇，而从深层上看，这里反映的却是研究者的立场、研究范式的差异乃至多元，而这又与时代的特点和思潮密切相关，所以即使面对同一对象，论者们也往往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那么，现代哲学是否就理当如此？

　　如所周知，哲学的直接承担者是性情不同的哲学家，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个性建构完全相同的哲学。按照解释学观点，人是无法也不必先行摆脱个人的先见的，个人由于先见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看得较深入，而另外的方面就容易成为它的盲点。所以，解释学特别强调不同视界的融合，这与古人讲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是一个道理。而人们思考问题的进路不同，可能会“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也可能得出并行不悖或者相反的结论，而并行的或相反的结论未必不能互补或在更深的层次上融通。当然，人的认识不可能最后定于一尊，于是就有“解释的循环”。但有一种多元主义看法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融通”、“共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下面我们讨论几种支持这种看法的论点。

　　一

　　是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它与整体主义或结构主义刚好相反，认为构成整体的个体或要素才是真实的存在，由个体或要素的性质就可以解释整体的性质。个体诚然具有真实性，但个体不是孤立自存而是关系中的个体。否认个体同时是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主体和产物，就无法解释个体之间的差异或所谓“家族相似”；更不会理解整体作为诸多个体或要素的关系网络具有超越个体的特定质态。其实，个体与作为个体关系网络的整体，在逻辑上并无“先”“后”之分。而认为个体绝对先在，其眼界仍未超越抽象的孤立的实体观，并且，这里所体现的“还原”式方法论与唯名论一样，势必要把社会整体当成一个空洞的符号或名词，否认其真实性，而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的。

　　二

　　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相对主义。休谟关于从“是”中推不出“应当”的论断在现代似已得到普遍认可。但社会性之“是”本身就具有“应当”的意蕴，如“公务员”、“教师”等职业本身就包含了规范性要求。“人”这一自我称谓自我确证则表明人以自身为目的的实然而又应然的取向。人类社会不是自在之物，它本质上是实践的即有目的的价值创造活动，是人们之间基于伦理、情感、利益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网络。所以，“尊老爱幼”的道德要求即使不能从“老”与“幼”这一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中直接推出，也与之内在相关。价值与意义固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相对性，但并非不能对其进行统一的客观的判断、评价。这里的“统一”“客观”就是人类自身健康的生存和发展。哲学如果无批判地认同于每个人自己的价值取向，不能找到价值与事实的内在联系，那就不仅有损于哲学的本性，而且会助长现代人价值与意义的迷惘和虚无化。

　　三

　　是关于历史“进步”的宏大叙事是破产了的“神话”的后现代言述。由于20世纪人类经历了各种人为的战争和祸患，单线的进步主义和简单的乐观主义确实被证伪了。哲学由此反省和扬弃“在场的形而上学”，否定以超验的“终极存在”作为人类社会的根据和历史的本质，也不无道理。但现代历史并未证伪人类历史的“目的性”即方向性，也否定不了人类经由对人性负面问题的警惕和批判而对自身葆有的信念。历史的进步与循环、人类故事的主线与辅线，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斥互补并相互过渡的。哲学由过去“大写的哲学”转换为“小写的哲学”，像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从原来站在文化之外到立足文化内部发现文化新的可能性，并通过积极的对话促进文化的创新与和谐，就恰好说明哲学的多元视角其实是在一个共同的“人类学”平台上展开的。在世界范围内，“同质”的科学技术、交往规则与“异质”的文化传统的互动与磨合，势必产生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多样化的现代性。

　　以上简短的分析表明，哲学的多元取向既有合理性，又有必须加以反思和清理的问题。哲学如果不能从其他思想文化样式和实践经验中得到借鉴并汲取营养，它也不能在思想上保持自觉性和深刻性。

　　三

　　笔者认为，人类无论怎么变化，都会始终面临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现实与理想、约束与自由；人的存在的基本结构———生理性与文化性、个体性与社会性也是恒定的。当然，由于人的生存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境遇本身就是矛盾的、运动的，因而，它的历史形式及具体内容都会各不相同；由于每代人都要在前代人止步的地方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历史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也将不断地呈现出新的面貌。这样，不同时代的人们不仅会关注到人生的不同侧面，更会发现生活世界的新现象、新问题，并为自己寻求新的思想。哲学也会因之在不变中变化，在执著于以类相传的普遍性的同时，不断地赋予时代特色。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核心理念，支配着时代的思想和几乎所有重要问题的提出和解答。现代社会固然呈现出多元取向，甚至出现了离散的问题，但并非不能或不应产生社会共同的理念。在全球化境遇下，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理念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这也是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重提“和而不同”的“共生”理念的理据所在。

　　笔者赞同“共生”理念，只有共生才有和谐的世界。但要使“共生”理念真正确立，理论上就必须把“个体”、“民族”、“人类”和“大自然”的四位一体，作为立足之地。中国要真正走出一条既合乎国情又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同样要把“个体”、“民族”、“人类”和“大自然”当作相对独立又内在关联的系统来对待。我们的哲学研究也同样需要立足上述四个方面。无论哲学以其中哪一方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问题域，都应当参照其他方面，并最终达到对当代人类生活世界性质的全面把握。这样，我们的哲学研究才能在思想上走到时代前面，为解决个体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和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思路。须知，中国的多层次性及其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整个世界的差异和矛盾的一个样本或特定表现形式。因而，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建设性解答，也将为全球性问题的解答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