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这是一个需要海归成就海归的时代

　　美国《纽约时报》2000年底曾有一篇长篇报道，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自由化，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业已开始。

　　该报援引美国移民局、教育部、国务院等方面的资料指出，单单在2000年，由美国回流的中国留学生及学者总数，即多达15000人。该文由此预言，这种大规模的人才回流将是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主要现象。

　　美国人的敏感很快得到了证实，最新的数字是，目前在国内工作和创业的留学归国人员已达20多万。与此同步，“海归”迅速成了我们社会里一个高度曝光的词汇。

　　长安俱乐部，一个主流社会里的精英阶层密集聚会的场所。

　　平均每个月，一个叫欧美同学会商会的组织都会在这里组织活动一次，参加者颇为踊跃，而且来的都是一些商界精英、头面人物，这中间有丁健、田溯宁、吴鹰、张朝阳、张维迎等一大批海归名流，也包括在国内外上市的几十家企业和大量在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的海归精英。他们在一起既畅谈国家大事，也交流企业信息和个人的资讯。显然，“海归”两个字是识别这个门槛的标识。

　　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名叫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曾被评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是“新华商”概念的首倡者，公认的“海归派”的代言人。

　　与大多数执著于创业并每天打拼着的企业家们有所不同，王辉耀现在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每天乐此不疲地忙碌于商会、侨联等各种组织的社会活动事务中，而且还亲自著书立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需要海归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就海归的时代。海归，作为一个精英阶层，将越来越走到我们社会的前台。

　　人生活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别人的理解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让我们先来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个人：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华商会理事长、政协北京市顾问委员，等等，还有一大堆的title;他同时还是三个公司的董事长，若干个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是中国最早出国攻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也是海归中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

　　他是第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在中外政府都工作过的中国人；

　　他还是留学生中最早回国创业的一拨，是“新华商”概念的首倡者，又被称为“海归派”的代言人；

　　近年来他平均每年出一本书，从《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诗歌散文集《林中漫步》，到《新华商之路――打造新一代中国工商精英》、《海归时代》、《创业中国》；

　　1999年，他曾经作为首位中国大陆的华人被加拿大《商务周刊》选登为封面人物；2001年，在第6届世界华商大会上被媒体誉为“新华商的代表人物”；2002年被评为中国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2004年，他又被《时尚》杂志评为“中国时尚先生”……

　　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履历整得如此漂亮，而他本人，和这份漂亮履历相对应的，是一个成功男人的绅士风度与上流社会的气质。

　　“人到无求品自高”！采访王辉耀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句话。在他500平米的装饰豪华的家里，当他轻描淡写地对你说“公司的事情已经不需要操太多心”，“人到了一定层面就想为社会多做点事”的时候，你只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社会活动家”――王辉耀显然挺喜欢别人给他的这个评价。钱有了，名有了，事业稳定，王辉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所谓海归派的精英阶层做代言，“鼓与呼”，在他看来，现在是中国社会五千多年来历史中创业机遇最好的时期，在这个时代里，海归创业，恰逢其时！

　　我们也需要自己的意见领袖

　　我注意到，您主编的《创业中国》介绍了50个海归人物，他们中很多都有很明确的事业，但是感觉您涉足的领域却有点杂，您做的实业是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主要的工作是集中在东西方的商务交往方面，包括跟跨国公司合作，将其资金引入中国，比如给三峡工程引进加拿大政府的投资。这方面是国际商务咨询的工作，是作为一个桥梁，进行对外的沟通与交往，一方面帮助跨国公司走进来，另一方面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另外，我们投资创建的“中国项目网”也在运作。我的业务还包括基金的投资等。

　　在您众多的身份中，您认为最主要的是哪一个？或者说您对自己的明确定位是什么？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更多地是在关注商务方面的工作，而进入21世纪的现在，我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上。很多现代人都非常忙，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不仅需要有人埋头拉车，也需要有人抬头看路。我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对新华商、海归等群体的熟知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源与经验，因此很愿意做一些梳理、总结的工作，所以我每年都写一本书，希望对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有所帮助、有所推动。另外，我也会更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并组建一些社团，包括成立欧美同学会商会、侨联华商会等等。

　　当时成立欧美同学会商会，最直接的契机和目的是什么？

　　欧美同学会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由教育部公派的，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的出国人员中，有95%以上都是自费留学，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行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群体。比如说在CBD工作的外企白领就有几十万人，其中海归就有好几万，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是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够传达这个群体的声音。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变化，如何影响这批人，使他们和国家大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所以我提议发起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这个新兴阶层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大家在一起交流经验，彼此在精神上互相鼓舞，有的人还从中发现了商机，结识了新的团队或合作伙伴。

　　能不能讲讲你们商会的活动。

　　我们主要是引入国际化精英聚会的模式，比如月度午餐会、时尚海归聚会、国际论坛、主题讲座、休闲活动等等。要工作不一定就是工作狂，我们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商会活动由专设的秘书处进行安排，已经连续3年举办京城最大的海归聚会，去年达到了空前的1000人。地点选在长安俱乐部、中国大饭店等时尚、高档的会所，资金方面都是自己筹集，采用会员AA制，还有一些企业赞助。

　　除了这些社交活动，200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90周年的时候我们发起了“首届留学归国人员创业与发展论坛”，我们希望在北京创立一个海归精英的圈子，形成一个在国内具规模、有影响的团体。

　　作为这些聚会的组织者，需要费很多心思考虑细节的问题，也很累人，那么在众多的海归精英中为什么是您出面来做这个工作？

　　首先这个组织者应该具备一定的层次，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另外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组织、创新能力，可以把好的想法付诸实际。我是在归国创业大潮兴起之前就回来了，比大多数人都早，经历上比较丰富，物质及精神的积累都达到了一定层次，大家都觉得由我来做是比较合适的。几年下来，我们的商会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品牌，成为欧美同学会中最活跃的团体。

　　现在看来，您的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已经大于企业家的角色，您认可吗？

　　可以这么说，对新华商及海归阶层的关注，创建相应的社团组织，为他们所做的呼吁，已经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来。运作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项目，是对局部的一种改变。而做一个社会活动家，参与到社会工程中，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企业家也不能一天到晚光想着赚钱，要放宽视野，我现在就是把我个人的事业和整个社会大的事业结合在一块儿了。

　　在个人事业方面，我曾经在跨国公司做过主管，也在政府做过高级官员，自己创业也很成功，而现在我关注的是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国际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国际化的人才与团队，对外进行商贸活动，在整个价值链中，中国企业大都处于相对低端的地位。国外有一个说法叫做“意见领袖”，我们也需要自己的意见领袖。尝试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是现阶段很少有人做的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海归精英

　　您的新书《海归时代》这么长一本书是您本人写的吗？写这本书您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海归时代》确实是我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性作品。有秘书帮助整理资料，但主体是我写的。

　　在中国130多年的留学历史中，现在正处于一个高潮，在过去的10年里出国留学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但是对于这个群体，还没有人来做一个系统的回顾、归纳、总结和分析，市面上没有这种著作。我本身是其中的一员，通过商会又对这个群体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中国的发展很需要这批海归的精英，应该善加利用。但是现在海归多集中在外企，而在国有、民营企业及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还很少。另外，海归多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而在温州、宁波、青岛、大连等二线城市却很少，当地有大量需要海归的企业却得不到人才。这样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当然对海归来讲，在观念上也需要有所转变。

　　您认为未来海归将成为中国社会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比如是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

　　每个领域都很重要，海归不仅要加入到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也需要他们的参与，比如现在有75%的大学校长是海归，科学院的海归人士也占到70%以上，这是一个对未来发展很有意义的群体。

　　你觉得“海归”是一个让这些有留学背景的人有高度认同感的词汇吗？是一个让全社会有高度认同感的词汇吗？

　　这个词汇是比较形象、生动的，大家约定俗成就这么叫了，也有比较官方的说法，叫留学归国人员。我觉得以后这个词汇可能会进一步分解，随着留学的普及，“海归”也会像任何一个行业一样产生等级之分，比如分成“海归精英”和“普通海归”，但是他们都属于国际化人才的一部分。在中国，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5%，而在海外这个比例是50%，所以这些海归回来以后应该还是很有用的人才。

　　我理解“海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中国化的词汇，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地，政府、学校、企业中有很多拥有留学背景的人，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而我们这样强调这批人的存在还是因为其稀有吧？

　　国外的确没有刻意强调“海归”这个词，但是我认为精英阶层是每个社会都有的，我们的政府现在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如何构建大家可以探讨，我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精英阶层的智慧和力量，人尽其才，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会很有好处。现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大部分是海归，但是他们的作用是否充分发挥了，各个渠道是否通畅，与这个社会是否达到和谐的程度，这些都还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些方面都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余地。

　　您曾经预测，“海归”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向“国际精英”过度，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精英阶层”，那么您是否认为海归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角？

　　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精英阶层都是主角。现在有很多的海归精英存在于律师、会计师、管理咨询、公关等行业中，还游离于政府、行业或者协会的体制之外，还没能为政府谏言献策、参政议政，所以我们成立商会、协会也是建立一个渠道，能够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想法。

　　从容闳开始，中国人的留学道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您认为现在的社会对于“海归”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发展契机吗？

　　改革开放以后，掀起了出国留学的大潮，现阶段回国的人数也最多，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还有大部分人留在了国外。根据官方的统计，出去了80万人，只回来了20万人，有3/4的人还在外面。按照国际上的比例，“海归”起码要达到50%以上，最理想的是回国人数能达到2/3，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的吸引力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还是任重道远。现在社会上就已经有“海待”的说法，很多人可能就不敢回来了。我觉得需要让国内的整个机制更加通畅，创造更多的生活机会，同时政府在制定政策上能起到引导的作用，减少回国人员的麻烦。比如我最近提出的简化绿卡及留学人员签证的手续，甚至包括考虑双重国籍的问题等等。

　　我们应该鼓励多培养通才

　　您本人有在中国及加拿大政府工作的经历，感觉上不大像一个商人，而是一个有政治热忱的人，是这样吗？

　　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这些工作经历，使我对政府机构、企业、跨国公司的运作都比较熟悉，这几个平台如果搭建得好的话，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帮助各方更好地达成目标，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对我个人来讲，拥有这些经验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为了在政治上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不一定是目的，也可以说是抱负，您本人是在中国成长，年少的时候还有过插队的经历，根儿上应该还是很中国的。

　　对，中国情结肯定是有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让我对这片土地很有归属感。同时我又看过世界了，走了几十个国家，了解到同在一个太阳下生存的人们，遵循着不同的生活模式。如果我有能力做联接东西方的桥梁，是很好的一件事，对中国国际化进程也是一种促进。我希望为自己的故土做些事情，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工程，参与其中需要一种热忱或是公益心。

　　我们看到很多商务人士都非常忙，可是您除了料理好自己的生意，参与众多的社会活动，还有时间写书、做教授，这么多角色会不会让您有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

　　这是一个怎样充分发挥人生效率的问题，我觉得一天从早忙到晚的人不一定效率最高。比如我前30年也是很忙，处理很多生意上的事情，而后面几十年我觉得可以做些自己有兴趣的事了，不光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可能跟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有关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骨子里还是受到很大影响。

　　我写的书出版以后，得到社会上很多反馈。去各个大学讲演，能够给年青人一些借鉴、参考或者鼓舞，这让我觉得很欣慰。在中国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及“海归”事业上，能够有所推动，对我来说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

　　您提出了一个“通才”的概念，您本人也确实是一个通才，但是社会上有另一种说法是不熟不做，就是做专才更容易成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学的MBA就是在培养通才，学习内容包括管理、财务、金融、国际商务等等。中国以前提倡“又红又专”，已经培养了太多专才，加拿大技术移民就只要中国的软件人才。并不是说专才不好，而是中国现在缺乏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多培养通才。我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地去做，当然在每个阶段可能要有所侧重，我现在的重点就集中在国际商务上。

　　您本人是一个新华商，同时又是一个海归，好像现在“海归”和“华商”之间的关联度很高。

　　是这样，1999年我写了一本《新华商之路》，就提出这个概念。中国的企业现在还在论成分，国有、乡镇、民营、私营、外企等等，把企业家分化成五花八门的，而在国外就是商人这一个概念。

　　现在有很多从海外归来的人在国内从商，“海归”和“新华商”的关联度很高，中间有一批人是重叠的，兼具两个身份，而且这个群体在逐渐扩大。现在国内也有比较好的国际化的环境，比如北京的CBD，就培养了很多国际化的人才。

　　您本人接受过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熏陶与浸染，对于您自己的孩子，您打算根据怎样的定位来培养？

　　我就是想把他们培养成国际化的人才，他们上小学时就出国了，先后在加拿大、法国读书，今年回到了国内。现在他们的英语、法语、中文都很流利，而且有机会我就会让他们去欧洲参加夏令营等活动，接触不同的种族、文化，可以说是从小就培养一种国际化的理念，用句老话说就是“从娃娃抓起”。（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