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提高住房贷款利率从长远看是保护穷人的措施”的观点，不少公众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人认为，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房地产税开征后，很可能会违背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只能起到“劫贫济富”的作用。还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收取百姓的“保护费”，还有对其效果进行质疑的。（《南方都市报》3月22日）
笔者无法对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的效果进行判断，但愿意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之进行思考。我们知道，公共政策不仅要合乎法律程序，而且要合乎社会价值的取向标准，因为一项政策合乎法律程序并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它仅是政策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从公共政策的来源看，公共政策来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
事实上，公众质疑的并不仅是政策的合法性，而是政策的价值取向。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取向总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这一点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每一个政府为维护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产品，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因而其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一本质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内容的合法性。
作为政府权威输出的公共政策，必须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从平等、自由和机会公正平等的原则出发，除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外，还应考虑或兼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也是公共政策道德性要求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群体由于自身的原因，其利益往往容易被忽视，不为当权者所重视，这不仅有违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也违背了平等这一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则。目前在我国，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已导致利益的重新分化和分配，在产生新的有产阶层的同时，也使昔日的部分有产者和其他人一起沦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作为国家改革政策的利益受损者，理应得到国家政策的关怀，政府应通过公共政策建立合适的机制，以服务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唯其如此，才能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并且从质疑者的身份来看，他们都不是富人，换种眼光来看，就是说，没有富人对这项政策进行质疑。现实社会中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由而且必须由世俗的人来制定和执行，作为“理性”的谋利动物的人，不可能完全排除自己的七情六欲和“经济人”利己逐利动机的影响，其好恶和利益要求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到所制定的政策中，再加上每个人又都是生活在活生生的世俗社会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俗社会的各种文化、习俗等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哲学家大卫·休漠在考虑制度设计时首先要将人想象为无赖而提出著名的“无赖原则”和美国宪政学家詹姆斯·麦迪逊提出“非天使统治预设”的原因所在，这些原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显然，社会强势群体在公共利益的表达和形成过程中更具优越，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进行游说，形成与政府或其重要成员的联合和默契，从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相对于社会强势集团，弱势群体在公共利益表达和形成的过程中无疑处于劣势竞争地位。他们由于“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难以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这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自身困境，很难维护和促进自己的利益需求。这就需要政府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弱势集团的福利诉求予以关注和补偿，这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这就告诉我们，遭到普通公众“误解”的政策是需要加以修正的。(稿源：红网)(作者：朱四倍)(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