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富以后怎样过

　　东部之行，我切实感受了什么是速度，也常陷入高速度之后如何发展这一问题的沉思。

　　江苏省以占全国1％的土地，养育了超过全国6％的人口，早全国6年实现基本小康。广东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突破1．6万亿元，演绎一个又一个“神话”。

　　正因为此，当西部的市县在为配套农民新型合作医疗，是市上出3元还是县上出3元讨价还价的时候，江苏县级昆山市市镇两级财政按农民人均65元的标准配套到位。也正是因为此，当省内南北发展出现不均衡时，江苏省政府能拿出10亿元投向苏北的教育。这是不少西部省长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们首先要保吃饭。

　　从这个意义上讲，毫无疑问，东部许多地方已经富了。虽然比起发达国家来，算不得大富，但在国内比，自己跟自己比，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算作小富了。

　　但是，这样的小富是有历史局限的。正如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坦言的那样，在经济高速发展20多年后，我们看到了“与高增长相伴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他大声疾呼：“我们的环境容量已达到极限。”

　　与污染相比，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高速度背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广东而言，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加工型企业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生产的还多是贴牌产品，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这样的企业，不能不靠赚取人头费来赢利，不能不开出低廉的工钱，也难怪要维持十多年不变的工资。

　　于是，民工荒来了。农民工用脚投票，对已有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前所未有的“民工荒”敲响了警钟：小富以后，该反思自己，该调整思路了———

　　我们的区位优势还能保持多久？我们的优惠政策还剩多少？我们的产业要不要升级？我们的文化要不要补课？我们做到以人为本了吗？对待农民工，我们是不是该有更理性的策略和态度？

　　一路走下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回避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无情，经济规律调动着民工们的腿。我们必须做出回答，做出选择。答案明摆着：没有及时的调整，以往的高速度恐怕难以为继。

　　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竭力调整着固有的发展思路。区域协调，统筹城乡，绿色GDP，产业结构调整，善待农民工，一项项政策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今年初，广东省暂停执行“春节期间1个月内不准招收外省劳动力”等“六不准”规定，之后是浙江省停止执行实施了近十年的、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证卡管理制度。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话透禅机：一定程度上的农民工需求缺口，对于广东的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既是挑战，也是契机。对聪明的东部人来说，及时的警钟是一件幸事。

　　作者：狄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