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连线

　　强化制度建设

　　许道敏（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厅干部）

　　当前一些贪官外逃行为之所以得逞，与我国监控制度上不严密有关。要下大力气完善制度建设，堵塞漏洞，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出境管理和护照统管，并可考虑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领导干部子女境外就学就业报备等制度。强化对国有企业涉外经济合同实际交易的审计，加强对隐瞒境外存款犯罪的查处。检察机关则应强化侦查机构和侦查手段，特别是要通过机制改革，激励侦查人员承担风险意识，对于重大职务犯罪嫌疑果断立案，既避免轻易打草惊蛇，也防止犹豫不决贻误战机；既要注意依法保障人权，也要勇于科技创新，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提高对外逃人员的监控能力。同时，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性立法，逐步建立起“打击、预防、没收、惩治”并重的运作机制。

　　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邹川宁（山东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目前，我国已与30个国家缔结了含有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和21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这些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外逃贪官的主要流入地欧美国家没有缔结双边条约，对于外逃的贪官，只能采取个案合作的方式遣返。一方面成功率低，另一方面造成司法成本过高。因此，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司法合作。

　　我国的法律领域包括刑法一直缺乏国际视野，需要加以调整和完善，以与国际接轨。例如，对于受贿罪的财务认定上，国际公约规定包括了许多隐形的不正当利益，如安排企业领导人出国考察、付给回扣并直接存入国外银行、抬高价格私分差价、拖欠货款、安排官员家属子女出国定居等。而我国法律仅认可一些有形的能够量化的贿赂内容，如金钱等。对于隐性的不当利益，根据我国现行法律，都无法认定为贿赂犯罪。

　　2003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在当年9月29日生效，使我国成为该公约的147个签署国之一。这对于我国加强国际间的司法协作，在全球范围内打击腐败行为，奠定了法律和制度基础。

　　加大监管力度

　　王尚宇（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出逃境外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大都早有潜逃准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的预谋阶段，需要长时间精心策划。在此过程中，贪官很容易暴露出可疑行迹，如果制度严密，监管得力，他们就很难通过合法途径逃到境外。检察机关也应在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管理、初查、侦查等环节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因泄密导致犯罪嫌疑人被惊动后外逃。对有外逃迹象、涉嫌职务犯罪的嫌疑人，接到有关部门报案后，检察机关应及时立案，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同时扣押、冻结涉案款物。检察机关还应进一步做好境内追逃、追赃工作，尽最大可能将嫌疑人和涉案款物控制在境内。

　　实行独立民事追诉制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目前情况下，单纯用刑事手段追究外逃贪官，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当实行独立的民事追诉制，以达到追偿的目的。逃到海外去的人，核心问题还是财产问题。贪官潜逃海外，在引渡短时间内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应当提出独立的民事追偿诉讼。国家是总体的受害者，检察院应当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追诉，可以通过成功的民事追诉使贪官的赃款追缴回国。因为一个终审的民事判决要在国外获得承认，比一个终审的刑事判决容易得多。这样的诉讼按照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法庭可以缺席审判。

　　建立预警防范机制

　　赵剑 蒋蕴菁（湖南省公安厅干部）

　　防范在先，构建预警防范机制，及时发现贪官外逃的苗头，将其外逃行动查获在预谋阶段。公安机关应与纪检、检察、法院、金融、海关等部门建立联席协作、情报互通制度，并设置具体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将权力、利益和职位作为控制范围，包括配偶、子女出国务工、留学与定居国外的，应建立申报制度，对有群众举报其贪污受贿的对象，要纳入重点查控的范围，一旦发现其有外逃的迹象，公安机关就应会同纪检、检察等部门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其出逃，从源头上筑起第一道防线。此外，公安机关应积极配合并督促有关部门，认真按照中央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因私出国护照的集中统一管理。

　　同时，坚决有效打击“地下钱庄”犯罪，及时截断腐败分子非法资金流出境外的渠道。切实加强同国际刑警组织及其它双边、多边警务合作，将外逃贪官及时引渡或遣送回国，从而有力震慑并遏制贪官外逃这一腐败怪胎。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23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