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

　　100年前的3月9日，我们的父亲魏文伯出生在湖北省新洲一个农民的家庭。早在青年时代，他就立志献身于中华民族的革命解放事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共产党。曾参加过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父亲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60余年为党、为人民奋斗的生涯，走的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上世纪30年代初，父亲坐过四次国民党的监狱，上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1936年，被党派往西安，秘密打入东北军，参与了“西安事变”。在抗日的烽火中，他担任过由刘少奇亲自任命的华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安徽定远县的县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群委会副书记、民运部长等职。全国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局秘书长，兼华东检察分署检察长。1953年，他北上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党组书记。1955年，回上海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秘书长等职。同时，还担任了中共中央防止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副组长，后任组长。1960年后，华东局恢复，任候补书记兼秘书长，后任华东局书记。十年浩劫中，又长期遭关押和批斗。粉碎“四人帮”后，父亲重新恢复工作，任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1979年8月后，任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此时，父亲以年逾古稀的高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诚，肩负起重建司法部的重任。1983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顾委委员。

　　参加创建新中国的司法制度

　　为创建新中国的司法制度，父亲算得上是“呕心沥血”了。

　　早在建国初，父亲就注意到法治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必须并举。刚进城，为培养我国最为短缺的法律人才，经他多次建议，并得到陈毅市长的大力支持，在上海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父亲亲自兼任首任院长。

　　1952年，新中国司法部刚刚成立。父亲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立即调任进京。当时的部长是我国著名的大律师、民主党派领袖之一的史良先生。据说她当时得知来的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实际经验的副手，非常高兴，亲率司法部全体司长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史良先生对父亲十分信任，有想法总是先找父亲商量；父亲对史良先生也十分尊重，及时向她通报党内政策和各种情况，并虚心向她请教司法程序和国际法等专业知识。正是在和史良部长的反复切磋下，父亲具体领导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案，并和司法部的同志们一起，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批司法制度。法院组织法讨论稿曾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加了“人民”两个字，说：“还是加‘人民’两个字好。”同时称赞此法写得“很好，熨熨贴贴，合情合理”。父亲还亲自撰写了新中国的第一本普法小册子———《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基本问题的认识》。他在这本小册子里提出：“需要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指出：“树立民主思想，是实行上述各项制度的动力。”毛主席阅后，对彭真同志说：“文伯同志有能力。”这本小册子曾多次再版。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重建司法部。74岁高龄的父亲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部长。父亲对此欣喜不已。他没有想到，他在被“四人帮”长期非法关押多年之后，有幸再次站到中国法制建设的前沿阵地。“文革”浩劫的惨痛教训使父亲意识到，除了健全我国的法治制度外，让全国公民真正具有法治意识，是极其重要的。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只有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才能确保制度的实施。为此，他到处呼吁：中国应当有一份以普通公民为阅读对象的《中国法制报》。这个呼吁得到了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并得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首肯。1980年1月22日，中央正式批准创办《中国法制报》这张以宣传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报纸，不仅在国内，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头一份。

　　出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父亲以“奋发精神冲九天”（父亲语）的革命干劲忘我地工作起来。司法部已撤销了20多年，要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恢复工作，困难有多大啊！记得1980年元旦那一天，父亲由晓路陪着，连续去看望了彭真、金明、江华、黄火青、谷牧、张劲夫等近10位同志。名为元旦拜望，实为研究请示工作。一天下来，连年轻人都感到疲劳，然而父亲晚上又拿起文件看起来。晓路劝他休息，他说：“晓路啊，你讲得都对。可现在是百废待兴。‘四人帮’打倒我10年，我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我尽量注意吧。”其实，他哪里顾得上！就在元旦刚过不久的2月2日，他上午8点去中纪委参加常委会，下午又到司法部办公，还抽空到每个办公室看望大家，一直到晚上7点半才回招待所。当晚，他拿着文件，中风歪倒在办公桌旁。

　　父亲仅仅治疗了两个月，便又以抱病之躯，在北京医院病房继续主持部务会议。为了使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符合法律程序，为了给中国政府向世界银行的增股申请办理涉外公证，为了进一步健全中国律师的开业制度，也为了培养司法界的合格接班人……年迈的父亲不顾一切地拼搏，要用自己最大的精力去追回逝去的时光，以致在1981年2月再一次中风跌倒……

　　由于疾病，1982年父亲主动辞去了中纪委副书记和司法部长的职务，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接班。但重建的司法部依然是他梦牵魂绕的地方。1987年10月，父亲作为特邀代表，抱病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三大盛会。10月31日他专程去司法部机关看望那里的工作人员，这离他遽然去世只有15天。

　　为消灭血吸虫病奋力工作

　　1955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9人领导小组，父亲兼任常务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

　　父亲接受这一任务后，首先想到的是学习。他向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流行病权威苏德隆教授拜了老师，经常去苏教授处听课；他又借回了一大堆专业书籍，通宵达旦苦读。如今，我们拿出父亲在历次全国血防会议上的讲稿来看，就仿佛在听一位血防专家的侃侃而谈。

　　父亲在短时间内，组织建立了一支拥有1．6万多名专业工作者的血防队伍。他对同志们说：“我们是救民众于水火，要老老实实地干。消灭血吸虫病是不简单的，但也不是不可能。”为了及时了解各地疫区的实际灾情，并打消部分血防工作者的畏惧心理，他亲自多次深入华东、华中的重点疫区，进行实地勘察，召开现场会议。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便有15个县（市）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1958年3月7日，父亲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呈送了工作报告。《人民日报》根据实地采访，6月公布了血防典型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那天读报后，心情激动，夜不能寐，诗潮如涌，一气呵成了那首传唱一时的诗篇《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一年，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又把防治疟疾、钩虫、丝虫等流行病的工作，一并划给了血防9人小组。

　　1983年，当父亲以退休老人的身份，重访江苏昆山时，许多过去的血吸虫病患者，依然认得父亲。有的还能背出父亲当年写的《送瘟神三字经》。他们拉着父亲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您当年为我们造福啊！”

　　坚持求实的作风

　　凡是跟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对他的领导风范和“求实”的工作作风，留有深刻的印象。一位跟父亲一起进上海，在秘书处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魏老是华东局秘书长兼上海市委秘书长，秘书处实际承担着办公厅的任务。刚解放，接管工作十分紧张。成百个军管会，成千名军代表都要跟华东局这个总的指挥机关联系。办公室电话昼夜不断，文件报告雪片似的飞来飞去。魏文伯同志是承上启下的总枢纽。一切的情况都汇集在他的手中，再由他筛选过滤分别处理和上报。但是，他处理这种极其复杂的局面，却泰然自若，十分利落。

　　父亲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容不得半点虚假。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大刮浮夸风、共产风，上海也不例外。那年9月，上海县委在上报市委的材料中，喜气洋洋地宣称：该县“红旗单位”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17万斤。父亲看了报告，怎么也不相信水稻田能亩产17万斤稻谷。为了证实，他决定亲赴马桥看一看。原来马桥公社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高产奇迹”！望着这横七竖八、连根须也没埋入土中的“移植”水稻，父亲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震撼。他指着当地干部，厉声批评道：“你们放这样的‘卫星’，想要自己得到表扬，这要饿死一大批老百姓的！”“你们这样当干部，还有没有起码的责任心？这样干，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在父亲的亲自监督下，上海各县农村压缩了虚报数字，重报了亩产不足千斤的确切产量；高征购和吃大锅饭，由此得到了切实的控制。

　　为了提醒中央注意“大跃进”引发的各种严重问题，1959年3月，父亲经过深思熟虑，亲笔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主题为《广大农民要实事求是办事，反对共产风、浮夸风》。这份报告由上海市委转送毛主席。由于父亲在报告中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亲眼目睹的实情，毛主席阅后迅速批转给政治局参考。

　　1959年8月，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元帅的意见书。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从庐山亲自打电话给留守在上海的父亲，要求他立即按“反右倾”精神，向中央超实际地多报上海粮食总产量。面对庐山会议的巨大压力，父亲处境万分艰难。党性和良心，不允许他去夸大事实，搞虚报。最后，父亲还是按上海的实际产量上报了中央。以后数年的严峻事实证明：正是父亲在这关键时刻，坚持实事求是，使上海各县避免了毁灭性的灾难，也大大减缓了“大跃进”对上海经济的破坏。父亲常说：“我们吃了老百姓供给的粮食，就要对得起老百姓！”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爸爸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反映“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工作作风粗暴，不民主和极‘左’倾向”。爸爸和陈丕显叔叔的回忆录中说，“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推行‘左’的一套，压制不同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为有这样的好父亲而感到骄傲。

　　“生来无媚骨，惟有岁寒心”

　　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宽厚的长者。高高的身材，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嘴角常带有一丝憨厚的笑。大家都说他像个大学教授。然而，你若跟父亲处久了，你会发现，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刚毅，甚至有时是倔强。这种刚毅，来自于对自己革命理想的执着。父亲是属于用全部热情，甚至生命，来拥抱革命的那一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意识，已经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在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的时候，父亲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生来无媚骨，惟有岁寒心。”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1966年，当“文革”风浪骤起，父亲目睹方向错误的群众性大混乱对国家造成的极大破坏，怎么也不肯随声附和。他觉得在如此重大的历史关头，自己理应挺身而出。在当年8、9月间，父亲以华东局、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文革”小组的名义，接连3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了紧急电报，呼吁立即停止红卫兵大串联，控制各地的混乱局面，保证工农业的正常生产，保证医院进行救死扶伤……然而，父亲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反而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检查。检查的内容是“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那年11月，张春桥把王洪文等造反派在安亭卧轨、造成京沪铁路停车的责任转嫁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头上，以此挑起更大的混乱。父亲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一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并由陈叔叔代表他们3人打电话质问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然而，中国那时的政治天平大大倾斜了。父亲面对通行无阻的黑风浊浪，悲愤地说：“‘文革’是乱搞，不乱到家不算完。才吃两年饱饭，再挨饿就知道错了。‘文革’这样搞法，总有一天要被清算的。我书记不干，也要提意见。”

　　1967年，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后，父亲与陈丕显、曹荻秋一起被“四人帮”非法关押。父亲还被残酷地打成“叛徒”。但是，无论处于多么艰险的环境，父亲始终不改信念，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今年3月9日，是我们敬爱的父亲诞辰100周年。望着父亲相框中依然深邃的目光，我们的耳畔不禁又回荡起他晚年的吟咏：“山上有红叶，红叶红我心。……”（《香山看红叶》）那是老一辈革命家对理想的忠贞之心，对民族的挚爱之心，正是这火一般炽热的红心，汇成了中国革命过去跌宕起伏的百年洪流。这洪流滚滚不可阻挡！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23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