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朋：沙尘暴是人类过失的苦果(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3日13:20 金羊网-新快报

　　田炳信

　　人物：陈寿朋，1952年毕业于上海俄语学院，内蒙古大学教授，高尔基研究资深专家，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主席

　　时间：2005年1月9日

　　地点：海南珠江博鳌金海岸温泉大酒店

　　前沿思考

　　呼伦贝尔草场曾是世界上最美的草场，被糟蹋得厉害

　　朱镕基说：如果治理不好沙害，北京就有迁都的危险

　　韩国旅游团去看草原，一看那么荒凉，气得人家要起诉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象

　　树立新的生态价值观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

　　治理沙尘暴需要很多人参与，但又急不得

　　内蒙古有两块草原世界闻名，一块是中部的锡林郭勒草原，是世界第五大牧场，盛产肥尾羊和激昂、高亢的蒙古长调；一块是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自古以来就是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

　　还有一块是阿拉善草原，上面只有芁芁草、胡杨树和耐渴耐旱、集十二属相于一身的骆驼，即：鼠耳、牛蹄、虎胸、兔鼻、龙颈、蛇眼、马腹、羊嘴、猴头、鸡冠、狗股、猪尾。

　　内蒙古最好的季节是七、八、九月，瓜果飘香，牛肥马壮，原野溢绿，小河淌银。可是一到春初，所有的草原必须忍受黄风的肆虐和折磨。这种风的名字多种多样，黄风、黑风、沙尘暴，每当它出现，大石就地滚，小石随风走，黄黄的细沙漫天舞。

　　每年的春季，有一位学者，立在内蒙古草原上，眯着眼睛细细地观察，他想在晚年与风共舞。他就是已过古稀之年的内蒙古大学教授、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主席陈寿朋先生。

人类有过失自然会报复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沙尘暴这一自然现象的呢？

　　陈寿朋：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吧，那时关于沙尘暴的新闻天天有报道。我当时还在内蒙，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5月5日那场沙尘暴，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非常罕见。当时在内蒙的西部地区，有放学的孩子被狂风卷起，掷到路边和沟里。

　　田炳信：我也在内蒙生活过，印象中，上世纪60年代每到四五月份就会起大风，家里的双层玻璃里都灌满了细沙，当时大家把这种自然现象称为“大黄风”，还不叫沙尘暴。

　　陈寿朋：沙尘暴其实自古就有，叫法有很多种。唐代诗人岑参写过一首气壮山河的诗，很多人都很熟悉———“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那就是当年沙尘暴的真实写照。

　　田炳信：那“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应该是黄风停歇时的景观。

　　陈寿朋：可以这样理解，像陈子昂写的“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诗中写到的黄沙遮天盖地的景象，在唐诗和宋词中都可以找到。

　　田炳信：我看到一份资料说，沙尘暴在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过5次，60年代有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有14次，90年代220多次。沙尘暴爆发的频率越来越快，能否说明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在起作用？

　　陈寿朋：从某一个角度可以这么说，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的植被破坏得越来越厉害，像大炼钢铁、搞开荒多种地。当时有这么个说法“一年开草场，两年三年打点粮，四年五年变沙梁”，国内的草原90%都急剧退化了，呼伦贝尔草场曾经是世界上最美的草场，还有锡林郭勒草场，前些年都被糟蹋得非常厉害。

　　我国拥有4亿公顷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草原本该是最大的绿色生态保护屏障，但实际上却相反，究其原因，人为破坏因素不得不提。很长一段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和牧民只考虑如何向草原索取，丝毫不考虑草原的承受能力，以牺牲草原植被为代价来开荒种粮食。人对草原急功近利的掠夺如今已凸显其严重的后果：牧民生活质量下降，植被破坏开始影响到国家生态安全。在一些大城市，沙尘暴天气日益频繁地出现，人们开始饱尝破坏生态环境的苦果，大自然正在向人类的过失行为展开报复。

　　风沙源头只距北京百八里

　　田炳信：前些年，北京各大媒体嚷嚷说风沙已逼近北京城，好像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就会被沙子掩盖。这种反应是否有点过度？

　　陈寿朋：不能说过度。弥漫春天的沙尘暴其实自从有地球就有了，近些年北京人还只是感觉到越来越严重的沙尘暴天气，但在风沙的源头地区却已经是满目黄沙了，而那里曾经是芳草萋萋、獐狍出没、牛羊成群。你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我国是世界上沙漠较多的国家之一，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是我国沙漠和沙地集中分布的地方。除沙漠和沙地外，我国北方地区多属中纬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地面多为稀疏的草地和旱作耕地，植被稀少，加上人为破坏，当春季地面回暖解冻，地表裸露，狂风一起便会形成沙尘天气。

　　田炳信：是不是有沙漠的地方就有沙尘暴？

　　陈寿朋：一般是这样。沙漠的形成也有诸多原因，有地貌形成之初的原生沙漠，有由原来的湖海或山道形成的次生沙漠。人为因素如乱砍、乱垦、乱牧、战争，还有一些不成熟的人类活动，都会加剧土地的荒漠化。

　　就说内蒙吧，那里有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科尔沁、呼伦贝尔等五大沙漠和沙地，沙化和沙漠化土地总面积达到71万平方公里，比7个江苏省的面积还要大，但近年沙化的土地还在以每年6680平方公里的速度不断扩大，目前影响北京的沙尘暴天气主要来自于内蒙古的浑善达克沙地，那里才是真正的风沙源头，它距离北京只有180公里！一到春天，那里狂风劲吹、几百公里一片沙海，常常有当地的牧民和羊群被埋没和冻死。

　　田炳信：你亲身经历过这种场景吗？

　　陈寿朋：沙尘暴我见多了，刮起来就昏天黑地。有个学生曾跟我说，他的汽车遇到沙尘暴后，前面的挡风玻璃变成了毛玻璃，后面的车牌变成白花花一片———上面的字和油漆全给磨掉了。还有一个故事说，前几年有个韩国旅游团去看草原，到那一看非常荒凉，气得人家要起诉，“我们要看草原，你怎么领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些故事说明，沙尘暴对草原、对城市居民生活以及经济的影响都是相当严重的。

　　田炳信：严重到什么程度？

　　陈寿朋：沙尘暴一旦形成，携带沙粒的强劲气流所经之处，通过沙埋、风蚀沙割、狂风袭击、降温霜冻和污染大气等作用方式，祸害一方。首先是破坏生态，沙尘暴可以埋压江河、湖泊、草原；其次是破坏道路和电线、电话线等基础设施；三是严重地埋压村庄，民居；四是致使一些农作物绝收，或刮走表面肥土，致使耕地面积减少；五是造成人员、牲畜伤亡。1993年5月5日的那场罕见特大沙尘暴，共造成380多人伤亡，农作物受灾面积37.3万公顷，死亡和丢失牲畜12万头，受灾牲畜73万头，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沙尘暴造成的污染面很大，一般在2000至4000米高空延伸几千公里。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曾发生一次沙尘暴，卷起的尘土随着气流足足围绕地球环绕了三圈！而空气中的沙尘对城市的污染严重，也是导致城市居民哮喘病爆发的罪魁祸首之一。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沙尘暴损失480亿美元，我国的损失也达65亿美元。

　　田炳信：天下事凡有一利必有一害。有许多专家认为，沙尘暴给人类生活带来害处，也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了益处———沙尘的洲际运动把富含生物生长必需的多种营养成分播撒开去。据测算，亚洲沙尘暴每年把上千万吨的沙尘微粒从中国西北和蒙古国等干旱地区携出，洒落到广阔的太平洋，给大洋中的生物带来一场营养丰富的盛宴。

　　陈寿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最近科学家发现，吹到海洋的沙尘暴是浮游植物生长繁殖必不可少的“助产士”，沙尘暴所迁移的沙尘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地区的土壤不足，如撒哈拉沙漠每年因沙尘暴向亚马逊盆地东北部输入的沙尘量有1300万吨，相当于该地区每年每公顷增加190公斤的沙尘。再比如，沙尘一方面污染空气，一方面也能净化空气，沙尘暴过后的天空是最清洁、最晴朗的。沙尘形成的气溶胶里钙含量较高，对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物质具一定中和作用，可以有效地减少酸雨。

　　朱镕基：搞不好北京要迁都

　　田炳信：影响我国的沙尘暴主要来自哪里？

　　陈寿朋：主要是蒙古高原这块，蒙古南部是沙尘暴的源头，然后再往东、往南吹，往南吹的话，一直可影响到南京、上海。有一年上海下过一场“泥雨”。

　　田炳信：“泥雨”？

　　陈寿朋：是，黄色的雨。向东吹的话就是北京。除了北京，还会影响到韩国、日本，甚至美国。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而且我国还没有研究沙尘暴的专门团体，于是便有了成立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的想法。我们一方面做呼吁工作，譬如说沙尘暴的一个原因是植被破坏、牧区超载、草场种地，从内蒙来讲，很多草原被来自甘肃的农民用铁耙挖甘草，甘草的根很深，一挖的话就变成沙地了，他们不计后果；还有前几年羊绒衫价格很好，牧民便大量地养山羊，羊把草根都挖出来吃掉了。在呼吁之余，我们还组织一些专家给政府敲敲边鼓。

　　田炳信：你觉得政府已经引起重视了吗？

　　陈寿朋：沙尘暴和严峻的生态恶化形势近年来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5月，朱镕基总理在视察浑善达克沙地时挥笔写下了“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行”十六个大字，勒石为证，竖立在沙丘之上。朱镕基曾说过：“如果治理不好沙害，北京就有迁都的危险。”一位部委领导在考察内蒙时也曾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干旱和沙漠化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灾害，是人民的心头大患。”自此开始，国家启动了京津周边沙源治理工程，浑善达克成为治理重点，先后投入9亿多元。几年来在内蒙投入的生态建设资金累计达到几十亿元。

　　与此同时，沙地所在地的锡林郭勒盟等地区也积极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和观念，实行“围封转移”工程。一种方式是在生态严重恶化的地区，一小部分牧民实行生态移民，到小城镇搞第二、第三产业；第二种方式是调整休牧，调整畜牧业的结构，转变生产经营方式，鼓励牧民多种经营，如从事奶牛养殖、采取“圈养”等；第三种方式是退耕舍饲，主要指农区耕作方式转变，加大退耕还林还草的比重。治理沙尘暴除了政府加大建设力度外，还要采取相应的科技手段，人大要进一步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质量和力度，还应通过各种渠道提高人们生态环保的道德意识，要从每个人抓起。

　　互惠生态文化悄然崛起

　　田炳信：你把生态环境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好像上升到了生态文化，它确切是指什么？

　　陈寿朋：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状态，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在史前，人们之所以选择洞穴之地藏身，可以说也主要是基于生态的考虑。只是后来生产力发达了，这种本来十分明确的目标才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田炳信：生态文化的觉醒，是否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恶性事件有关？

　　陈寿朋：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相继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同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与能源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痛苦的反思中认识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行为失范所造成的，而行为失范的背后就是由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支撑的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这种价值观认为，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在数量上是无穷无尽、永不枯竭的；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废弃物和污染物具有无限的净化能力；认为自然环境只有资源价值，是人类无偿消费的对象。说得直接一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象。所以，在当今人类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时候，文化的转型也成为必然。一种以互惠性价值观为支撑的生态文化悄然崛起，这种文化主张在人类的价值实现过程中惠及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在两者互益活动中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树立新的生态价值观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

　　道德生态教育从娃娃抓起

　　田炳信：你在200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应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加上“生态道德”建设这一块，而且特别强调要从娃娃抓起，为什么？

　　陈寿朋：应该说，我们对生态环境日趋严重的现实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如何提高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尚缺很好的对策，道德生态教育从娃娃抓起，就是要让孩子们从小培养判断人与自然关系中是与非、善与恶的习惯，让下一代从小就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因为道德力量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

　　田炳信：所以你主持出版了《生态道德教育读本》？

　　陈寿朋：我国在道德教育中对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如何相处的阐述还不够明确，生态恶化不能都归咎天灾，生态道德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原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从一个号令自然的主人，到一个善待自然的朋友，这是一次人类意识的深刻觉醒，也是一次人类角色的深刻转换。实现这一角色的转换不仅需要外在的法律强制，更需要人类的良知和内在的道德力量。

　　田炳信：沙尘暴是自然界的一种自然现象，人在其中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陈寿朋：虽然有些事情不是人的愿望能办到的，但人类少一点破坏自然，总是对的。在种种导致沙尘暴的因素中，那些因为无知、自私而造成的人为破坏是可控制的。能控制多少，就关系到沙尘暴的大小。

田炳信：按照你的观点，人类对大自然多一分关爱，人和社会、自然的和谐就多一分。

　　陈寿朋：对。我们向草原索取的首先应是生态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不能本末倒置。我国三大沙尘暴的源头有两个在内蒙，内蒙的沙化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由于长期过度和无序的生产活动，加之气候变化，内蒙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全区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80亿元，而在全国范围这一数字是540亿元。昔日美丽的草原正在或已经消失，相当一部分群众已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

　　左图：2001年3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牧民李奎家的房屋几乎被流沙掩埋。　新华社记者　张领/摄

　　从高尔基专家到治沙专家

　　田炳信：你是怎么从一个研究高尔基的专家变成一个对“沙”情有独钟的专家的呢？

　　陈寿朋：我曾在前苏联留学，他们很多作家最关心的就是生态问题。前苏联的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那儿的水很深，有几十米，但一眼就能看到底，水舀出来就可以当矿泉水喝，后来湖的四周建起了造纸厂等工厂，水质就受到污染。前苏联最早对此提出治理意见的就是一位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作家———拉什·普金，他写了一系列关于贝加尔湖应当如何保护的特写和散文。我在苏联当访问学者时和他接触过多次。他后来当了戈尔巴乔夫的中东顾问，又花了相当大的精力组织一个叫“保卫贝加尔湖”的委员会。我认为文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往往会对一些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较为敏感。

　　田炳信：他的环保行为对你影响很大？

　　陈寿朋：是这样。

　　田炳信：上世纪50年代你从北京支边去了内蒙，一呆就是40年。这40年，你看着狂风一天比一天大，频率一次比一次高，这对你刺激很大是吧？

　　陈寿朋：很不是滋味，你想想古时候赞美内蒙草原的那些诗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提起内蒙人们就马上想到一望无际的草原、蓝天、白云、青草，现在呢，很多地方的草原已变成荒漠、沙漠。我在内蒙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内蒙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还是内蒙人民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怎样才能让内蒙保留更多的青山绿水，这让我开始关注生态问题、沙尘暴问题。

　　田炳信：你的第一故乡在哪？陈寿朋：在江苏泰州，梅兰芳的故乡。

　　田炳信：在研究和治理沙尘暴的过程中你走了许多地方，有什么人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吗？

　　陈寿朋：我近年走访了内蒙几大沙区，车过苏尼特草原，穿行在沙尘暴中，只能开着大灯，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再看路边牧民的家，流沙已灌满庭院。而看到一些牧民无视政府倡导的“舍养”方式，白天“舍养”晚上放牧的做法，我深深感到：必须在全社会提倡生态道德建设。

　　当然了，我也见到了一些对治沙抱有坚定信念的人，比如在毛乌素沙漠腹地一个叫背景塘的地方，只住着陕西姑娘殷玉珍和她丈夫一家人，他们的破旧小屋经常被风沙吹打得摇摇晃晃，比这更难熬的是沙漠中那份无可奈何的寂寞，他们曾经一个多月见不到一个人影。但为了生存，殷玉珍和她的丈夫从10年前开始种树、种草、种庄稼，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10年过去了，她家四周的杨柳郁郁葱葱，3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肆虐的风沙在软弱的人面前是强硬的，但在强硬的人面前又是软弱的。

　　田炳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和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促使你成立了内蒙古沙尘暴研究促进会？你们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陈寿朋：我们的做法已引起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重视，我们还与有关部门合作设立生态建设论坛和生态网站，并在包头市东面的黄河边辟出3000亩示范林场。此外，还希望在离黄河7公里的三大沙漠汇合处乌海建设一个60万亩的生态示范园区，水利部对此非常支持。因为只要把黄河水提上来，这块地就可以种葡萄、种土豆、种药材了。这块地如果能够活起来，不仅令乌海市大大改观，对整个内蒙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为保护黄河作出一点贡献。

　　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田炳信：近年除了蒙古国，我国的内蒙、新疆、甘肃、河北等地区都已发展成为沙暴源头，中亚各国的沙暴天气也日益加重，沙尘暴问题已成为一个关系国际生态环保的大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引起了其他国家政府的重视？

　　陈寿朋：像韩国、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每年都自费带一批人到内蒙来种树。我国已经跟蒙古国签了一项协议书。在我们的倡导下，蒙古国也成立了一个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与我们合作采取一些活动。

　　田炳信：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每年春天刮暴风的时候，人们极度厌恶，但半个月后春光明媚，就忘了这件事了，然后来年又重复。人们会不会觉得这么强大的自然现象很难改变，干脆就听其自然吧。

　　陈寿朋：这两年沙尘暴现象减少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政策好，第二是人们努力，第三是老天帮忙。政策好是指这两年政府鼓励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强调均牧、轮牧，提倡圈养。凡是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每亩地国家补贴200斤粮，内蒙地方政府非常欢迎这项政策，农牧民也积极配合。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两年雨水比较多，不像前些年连续几年大旱，所以沙尘暴现象有所缓解。但一旦天不下雨，有些地方的植被保不住，很快就会再起沙尘暴，这个问题需要长时间、花大精力、大物力去认真对待。

　　田炳信：现在媒体对沙尘暴的破坏性的宣传是不是还不够？

　　陈寿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开“两会”时都正好刮沙尘暴，当时其他地方的人大代表见到内蒙的同志就说：“你们来了，把沙尘暴也带来了。”不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比起前些年的确是好多了，各个层面的人们关心的也多了。总之，这件事需要很多人参与，但又急不得。

　　有一则故事说：有个商人到外地买了一车沉香，运回故乡来卖。因为较昂贵，乏人问津。而旁边一个卖木炭的因为便宜，一下就卖光了。商人一着急，用火将整车的沉香烧成木炭，果真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他也高兴地回家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曾经干出了像那个卖沉香的商人的蠢事、傻事、呆事。沙尘暴像是上帝派出的信使，每当春回大地之时，他就让弥漫的黄沙在空中飘荡，像是箴语，又似警钟，更像是一种雾里看花，沙中观天的暗示。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