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手记:北京+10

　　3月的头两周，在联合国总部，BEIJING（北京）是一个关键词。

　　联合国总部大厦3楼新闻部办公区用各种语言印刷的招贴画上，写着“北京+10”。联合国发布的新闻上，写着BEIJING。各种肤色的官员和代表的发言中，时不时蹦出一个和中国普通话发音很接近的词：北京。

　　原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时间长达两周、参加人数近万的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的全称是“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9届会议”，形象的说法是：“北京+10”，意味着“北京世妇会”过去10年了，这是此次会议的主题。

　　在联合国的国际文件中，“北京”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的是1995年189个国家在“北京世妇会”上签署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1 联合国没有莺歌燕舞 只用评估监测来纪念

　　到纽约的第一天，下了大雪。

　　晨起坐公交车去联合国总部办记者证。此前是跨越太平洋的飞行，因为转机晚点，超过了24小时。

　　从名字看，联合国新闻部接待我的新闻官是位法国老太太。递上我们最近出版的《青年参考》报，她说：“你从北京发来的传真早收到了。”和善的她指着办公室的京剧脸谱挂历说，它也是从北京寄来的。

　　说个插曲。填表时，我意识到了联合国和国内表格的不同。要填头发的颜色和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好说，当然圈个黑色选项就是了；表格上眼睛颜色的选项里没有黑色，怎么办？我问新闻官，她说：“brown（棕色的），你们中国人的眼睛是棕色的。”

　　联合国安全部门的电脑制证很麻烦，队伍排到了大楼外的大街上。我的采访从排队开始。并排一队的安加娜女士来自尼泊尔。

　　10年前她参加了“北京世妇会”。她说：“虽然会场远离北京，在怀柔，但是会议很有成效。”她说，自己回国后创办了一个名为“北京会后委员会”（BeyondBeijingCommittee）的非政府组织，作为联系联合国的一个特别咨商机构，协助政府落实在北京会议上的承诺。

　　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面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80多位政府部长、第一夫人、高级官员以及6000多个民间组织的代表，发表了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将对10年前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

　　中国一位与会代表说，在我们的操作方法上，一提到纪念“北京世妇会”多少周年，往往想到的是搞台晚会唱唱歌，一派莺歌燕舞。联合国用“评估和监测”来纪念“北京+10”，很值得我们思考。

　　2 到了纽约，才知道10年前的北京发生了什么

　　在离开北京前的一次媒体培训会上，当问到对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印象时，不少记者写下了这样的关键词：北京郊区怀柔，裸奔，妓女游行，NGO（非政府组织）。

　　到了“北京+10”的时候，到了联合国总部，我才真正认识到“北京世妇会”的里程碑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1995年“北京世妇会”制定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历次政府间会议所制定的最出色的文件之一。

　　参加过“北京世妇会”的中国记者冯媛说：“据我所知，‘北京世妇会’是第一个没有延期的会议，按时通过了妇女问题国际性文件。不像有的文件，里面有几百个括号，都是不同国家的保留条款。”

　　圈里人说，北京开完第四次世妇会已经10年了，按照5年一届的惯例，按说早该开第五次世妇会了。“迟迟未开的原因，就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制定得太好，只要落实就够了。”

　　《中国青年报》记者谢湘10年前在北京参加了世妇会的报道。她说：“当时，我们国家的心态没有现在这么开放。NGO好像是个负面的词。中央一位领导提议，把和政府部长会平行的NGO论坛放到北京郊区怀柔的大帐篷里举办，就是这种心理。”记者冯媛说：“NGO在中国成为一个名词，世妇会功不可没。”

　　1995年，普通民众间盛传西方一些女性团体要“裸奔游行”，我们的政府也真的准备了很多白床单。这是要裹住“裸奔游行”的人群。记者冯媛回忆：“会议结束，一位负责安全保卫的高级官员说，我们的白床单白准备了。”

　　当时对新闻报道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要求记者们“广交朋友，展示中国妇女成就”。记者谢湘说：“当时我们中国人没有学会倾听，没有学会分享别人的智慧，一些报道也和会议无关，只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成就。”

　　1995年，因为中美关系处在微妙时期，当时的总统夫人希拉里来参加了“北京世妇会”，但没有报道。所有报道中，不许提到美国的名字，连美国的民间代表也不行，最后记者们找到了办法：凡是美国的代表，都写成“来自北美洲的代表”。

　　记者蔡一平说，西方媒体也有偏颇，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北京下雨、帐篷附近道路泥泞。这种报道，西方国家参会的代表也表示了不满。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感谢中国担任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球会议的东道主，参会的人有17000多。我们要确保在北京达成的决定将改变这个世界。”此次联合国的会议，便是评估各国政府在北京会议之后落实了多少。

　　3月8日，在这次会议期间，纽约有一场游行，目的之一是抗议美国要对一些承诺条款重新修订。

　　那天，纽约大雪。当我们赶到美国驻联合国使馆所在的酒店时，游行的队伍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些没有见过游行的中国记者觉得有点小遗憾。但是，“裸奔”的说法，在这里，我没有听到。

　　3 有了“妇联”，中国需要“男联”吗

　　以男性读者为主的《青年参考》报，如何参与性别平等这个国际话题？从北京出发前有人问我：有了“妇联”，中国需要建立“男联”吗？

　　在联合国的这次会议上，我找到了答案：或许有朝一日，中国的政府序列里，会出现一个和外交部、公安部并列的“性别平等部”。那样，“妇联”和“男联”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其实，在这次部长会上，不少发言人的身份就已经是“性别平等部”部长。

　　丹麦政府特设了性别平等部。部长埃娃女士把榔头、尺子、裁纸刀带进了部长会会场。这些成了她发言时的道具。

　　这位性别平等部部长举着榔头说：“北京会议给了丹麦工作灵感。我们需要行动，”拿着尺子又说：“我们需要衡量标准，”最后，她举着裁纸刀说：“我们需要校正。”

　　北欧国家性别平等观念在世界排在最前列，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也在奋起直追。日本在会场散发“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材料。韩国一位学者说，来纽约之前，她被请进青瓦台和汉城议会，分别给政府高官和议员们讲授符合国际潮流的性别平等观念是什么。

　　这次，安南在开幕式上说：“我敦促国际社会记住一点，促进两性平等不仅仅是妇女的职责，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记者看到，很多男性活跃在这个妇女会议的现场。来自老挝的帕同先生应联合国发展署邀请，和美国学者一起主讲男性如何参与性别平等的免费课程。

　　尽管他的英语有老挝口音，但他在老挝实践的一个项目很有成绩。参加培训的来自各个国家的政府、高校、媒体或NGO都不得不感叹：国家有大有小，但任何国家都有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勇士。

　　加拿大“白丝带行动”，是一个全部是男性参与、制止“男人打老婆”的国际机构。负责人卡夫曼曾访问过中国，他也是联合国男性项目的主讲师。

　　我登记参加这个参与式培训后，才发觉我的小组成员有：黑肤色的纳米比亚的一个男部长，40多岁；德国的大学女老师，老太太；一个总抢话的塞内加尔女博士，英语纯正；一个库尔德女孩，服务于土耳其的一个NGO。当我告诉这些同伴们，我来自一家有着数十万男性读者的中国媒体时，他们惊叹之后嘱咐我：“你们报纸的责任重大。”

　　中国未来的政治家，你有符合国际潮流的性别平等意识吗？开始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