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史册的功勋

　　本报记者　廖文根

　　编者按：铀是一种稀有放射性元素，是核裂变的主要物质。它以矿化物的形式存在于岩石中，自然形成可工业利用矿产的几率比其它金属元素要小得多。

　　50多年来，几代核地质工作者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在神州大地上找到了一大批铀矿床，为共和国原子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核地质工作并不为人所知。本文选取核地质工作的几个侧面呈现给读者。

　　“一定要为共和国找到铀矿！”

　　1955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

　　发展原子能事业，首先必须拥有铀矿资源。起步之初，曾有人断言：中国是个贫铀国，原子能事业注定将成为“无米之炊”。

　　1955年4月2日，地质部第三局（核工业地质局的前身）在北京成立，目标只有一个———找到铀矿。“我们一定要为共和国找到铀矿！”接受党中央交给的神圣使命，广大核地质工作者斗志昂扬。

　　为迅速开展铀矿地质勘查工作，党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从各地、各部门抽调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和工人，先后组建了6个区域性地质大队，并在北京组建了铀矿地质研究所，全国范围的铀矿地质勘查工作迅速起步。攀悬崖、钻密林、战戈壁，广大核地质技术人员不放过任何一个异常线索，好消息很快就源源不断传向北京。

　　到1955年底，已发现一大批放射性异常点，其中可以勘探的就有11处；1958年，向党中央提交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中国无铀矿的历史从此结束。

　　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在共和国的史册上，核地质工作者书写着一个个辉煌——50年来，应用多种技术手段，我国核地质工作者找到了多种类型的铀矿，发现和命名了多种新的铀矿物，圈定铀成矿带20多条，铀矿田数十处，提交各种类型的铀矿床数百个，不仅彻底结束了无铀矿的历史，而且使我国成为世界铀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坚持找铀矿的同时，我国核地质工作者还开展了综合找矿，先后找到和提交了金、银、钼、锗、硒、钾盐、煤等20多种矿产。

　　勇于挑战，不断创新

　　铀矿地质勘查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广大核地质工作者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硬是将这项全新的事业推向世界科技前沿。

　　1956年11月，在广东和江西交界处，我国核地质技术人员发现了铀矿化信息。“花岗岩内不利于成矿，找矿的重点应该放在花岗岩体外的接触带中。”对中方的发现，苏联专家不以为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且作出规定：操作人员进入花岗岩地区最多不得超过1．5公里。

　　“花岗岩内也可能有矿，不能见着花岗岩就跑。”凭借日益丰富的找矿经验，我国核地质技术人员向“权威”发出了挑战。

　　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他们对新发现的花岗岩地区铀矿化扩大普查，在山上挖了三条3米多宽、数米深、几十米长的探槽，发现铀矿带有60多米长，而且越向深部矿化越好，最后通过开挖100多米长的坑道，竟然发现了三个铀矿体！1957年，人们将这里命名为“希望”矿床，并最终确认为花岗岩型铀矿。令人惊喜的是，这种“权威”视野外的花岗岩型铀矿最后竟成为我国最主要的铀矿类型！

　　挑战成就了惊喜，创新则促成了跨越。

　　“航空物探”是最早用于铀矿找矿的现代化手段，我国80％的铀矿床是靠这种手段最先发现的。为使这一现代化的手段始终保持“现代”，核地质技术人员不断对航空物探技术进行创新，增添了航磁、航电等手段，并与遥感等技术联合攻关，形成了“空地结合”、“协同作战”的找矿模式。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普通物化探技术进行创新，开发出数十个变种，可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使用不同的物化探方法。

　　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简称高放废物）处置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核地质技术人员创造性地实行了“三步走”的技术路线，即处置库选址———地下实验室———最终处置库建设，这一路线不仅大大缩短了我国核废地质处理的研究周期，节省了大量费用，还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经过几代核地质科技工作者的不断创新，在核地质系统领域我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技术体系。”核工业地质局局长李德连高兴地说，“我国铀矿地质生产和科研已跻身世界铀矿找矿先进行列。”

　　用青春和生命书写忠诚

　　辉煌伴随的是艰辛。在为共和国找铀矿的征程上，从来没有平坦的道路。50年来，用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几代核地质工作者书写着对共和国的忠诚。

　　相山铀矿田见证着那段催人奋进的历史。相山，位于江西乐安县与崇仁县之间，方圆700多平方公里。1957年，航测分队在这个地区发现了放射性异常。为揭开相山铀矿田的真面目，各路人马迅速向这里挺进。

　　不到半年时间，人们就在这里找到了10多处成矿地段，一个深藏地下的铀资源聚宝盆初露端倪。为摸清矿区情况，勘查大队首先集中技术人员进行大面积地质填图。200多名技术骨干白天跋山涉水，晚上就着马灯整理资料。由于人多房少，队员们就在钻机旁用毛竹、木板、油毛毡等搭起简易住房。有时路远回不了驻地，队员们就在山石边燃一堆篝火，几个人依偎着过夜，第二天接着干。整整3个月，他们找到了2000多个新异常点，又对地表特征进行反复对比研究，找到了数十个成矿有利地段。随着勘查的深入，一个个矿点被揭露，一个个疑问被解开，铀矿床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揭开。

　　喜讯传到北京，党中央果断决定在这里建立铀矿采冶基地。

　　正当全队职工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仅温饱难保，遇上山洪暴发，队里还经常断炊。为解决生活困难，大队号召随队家属开垦荒山，种粮种菜。党和政府也对大队鼎力支持，大家还记得，当时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曾给乐安市委书记王镜明下过一道命令：“你必须保证每天给地质队一头猪吃，保证不了，我拿你是问！”

　　神圣的事业激励着队员们战胜各种困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不仅确定了相山铀矿的主岩类型为火山岩型，而且得出了相山矿区是一个塌陷式火山盆地以及“双混合”的成矿模式。之后，又得出了相山矿床成矿规律。技术人员练就的“火眼金睛”不断“放大”相山矿田的储量，经过30多年的努力，核地质工作者在相山地区发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铀矿床。这些铀矿床蜿蜒相接，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编织成的夺目风景———中国最大的铀矿田呈现在世人面前。

　　“50年来，我们凝聚形成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核地质精神，成为核地质工作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李德连说，“经过调整，今天，一支专业密集、专业配套、结构合理、规模适度、装备精良、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的‘野战军’队伍正在形成，我们有信心为核能的和平利用，为推动经济建设继续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24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