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评论 扶贫款“漏斗”是怎样形成的

　　2004年4月，国家给吉林省长岭县海青乡海青村20名贫困农民每人拨下5000元的黄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变成了50元，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吩咐说：“上面有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可50元的“堵嘴费”并没有堵住知情者的嘴，于是10万元扶贫款的去向，在这个省级贫困县出现了多种说法：一说被乡村干部吞掉了，二说被要扶贫款的能人吃了回扣。

　　10万元变成了1000元，可见，在这笔扶贫款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可怕的“大漏斗”。正是这个“漏斗”，令国家开发扶贫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可以佐证的是，审计署的一项报告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

　　那么，这个“漏斗”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如果可以把扶贫款“漏斗”看作一个装置的话，要保证其能发挥作用，应当有人进行设置，还得保证反对这一装置存在的力量不够强。在扶贫款运行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国家、下拨通道必经的地方政府部门、村级自治组织、贫困户。国家向贫困户下拨开发扶贫款，目的是通过让钱生钱的办法，解决长远并最终致富。报道中所提让村民养黄牛，5000元只剩了50元显然没法达到目的。而地方政府部门和村委会，其利益取向就比较复杂，一方面，改善贫困户的生计是他们的职责所系，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有更切近的利益，比如还债、增发奖金、设小金库甚至是私吞。这时，左右他们是否作出专款专用选择的，是约束力的强弱。这种约束来自上下两个方面，上面即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查，下面即扶贫户维护切身利益的要求。而对地方来讲，上面的检查并不具有必然性，而对下面，一方面可以通过隐瞒的手段让村民不知道究竟该拿多少，一方面可以恩威并用让大家统一口径对付检查，比如报道中让大家统一说5000元。这时，对截留扶贫款的约束已经很弱，放心大胆启用“漏斗”也就成了必然。

　　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些地方政府未必就希望所有的贫困户都脱贫，因为只有存在贫困户，他们才有理由向国家申请扶贫款，这也是为什么长岭县委一名干部最担心“再也争取不来扶贫贷款”的原因所在。最后我们看真正的利益主体贫困户，他们当然希望获得全部款项，但是，面对“大漏斗”的存在，他们一方面是愤恨，另一方面也存在得到总比一点没有好的心态，因此，如果不是太过分，民不和官斗，这事也就过去了。

　　国家的扶贫工作还要进行，“漏斗”却不能任其存在，那就需要想办法堵漏。这至少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大审计和财政监督的力度，同时对查出的问题要加大处罚；二是增强扶贫对象的维权意识，通过广泛宣传给他们知情权，并畅通举报的渠道；三是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让不法行为暴露在阳光下。风险增大了，“漏斗”才能堵上。（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