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特稿：假如人生是一部默片

　　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是一部热闹曲折、有声有色的电影。

　　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向我走过来，沉默不语。

　　他在纸上写道：“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你老师的儿子，你初中的数学老师的儿子。”

　　我看着他，看着。

　　2005年3月11日，周五的下午，已经暖和了的南京忽然下起了大雪。

　　办公室的窗外黑下来，模糊了。时间倒了回去。

　　整整20年，我再没回到那个学校。

　　教室面前的走廊里铺着青砖，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块砖头已经松散开来。走在上面，铿铿直响。脚步声远远地从木柱长廊的另一端传过来，缓慢却方正。初一教室里的喧哗一下子停住。交头接耳的，站在课桌上大喊大叫的，立刻端端正正地坐好。围着讲台追打的，也飞一般蹿回各自的座位，屏声静气。

　　脚步声在教室的门口停住，看不到人，只有硕大的三角尺的尖端严肃地戳进门里，一动不动。

　　“起立。”

　　“敬礼。”

　　班长喊。他走进来，在讲台前站定，朝下扫一眼，点点头。大家轰然坐下。

　　这是肖老师的数学课，也只有是肖老师，才会让教室在这一瞬间变得如此安静。他永远不苟言笑，严肃得让人害怕。然而课上得好，作业批改得也是极为认真。已经二十年没有再见到他。留在脑海中的永远是那样——右胳膊夹着大得吓人的三角尺，黄色的油漆已经剥落了许多。左手托着小小的木板钉成的粉笔盒，踱着方步，威严地向前。

　　在十二三岁的我的心中，如此严厉的肖老师是极为可怕的。即使是在下课的时候，看着他了，也是远远地避开。

　　那是个星期天的黄昏，因为什么我到学校去，现在已是完全想不起来。正在校园中央的林阴道上向前飞奔，忽然看到前面的人，像是肖老师。立即慢下来，不敢超过去。

　　他背着个六七岁的男孩，旁边走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小男孩、小女孩我已经多次见过。小男孩大大的脑袋，两只大眼睛里满是顽皮和聪明。小女孩一头长发，白皙的瓜子脸，漂亮得让人吃惊。

　　这个黄昏的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小女孩走在爸爸的旁边，两只手端着一搪瓷盆的粥，盆沿上横放着两根筷子，筷子上摆着两只馒头。小女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馒头，小心翼翼地走着。小男孩趴在爸爸的背上，两只手揪着爸爸的领口，他不停地跳跃着，骑马一般。忽然伸了脚去踢身旁那女孩，一脚踢翻粥盆，粥泼了一地，馒头远远滚出去。小女孩惊恐地站住，哭起来。

　　他放下那男孩，男孩笑着，又用脚去踢那搪瓷盆。他左手拉住这孩子，右手伸过去，用衣袖擦那女孩的眼泪。那男孩挣不脱他的手，兀自又用脚去踩地上流淌的粥。他仿佛毫不生气，一手一个，牵到一旁。又回了头，弓着腰，捡起那脏了的馒头，放进搪瓷盆。他一手端着盆子，一手牵着那男孩，像是什么也没发生，又朝前走去。小女孩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快步赶上去。

　　懵懵懂懂的我忽然一阵感动，这是最初的感动——时隔20年，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那对可爱的儿女，听不见这世界，发不出脆脆的童音。那个踢他姐姐的小男孩，便是眼前这个高大而帅气的年轻小伙。

　　他在纸上告诉我，他叫肖华，今年大学毕业，找了许多家单位，可是没有人要。听说他父亲有个学生当记者，他只知道名字，就一家一家报社找过来。

　　他说他找了一天。我不知道他跑了多少地方，问了多少人。从偌大一个南京，茫茫人海中，他找到了我。他知道我不认得他。可是我是这个城市里唯一一个可能会记得他的人，能帮他的人。他是这样想的。他说他没办法，他跑了十多家单位，他跑了许多趟人才市场，他可能找不到工作了。

　　“没想到，真能找到你。”他在纸上写道，抬头朝着我笑着。头发上的水从他额头上滑下来，那是落在头上的雪融化了。窗子外面，雪越下越大。

　　我是知道的，这个叫肖华的小伙子对于他那个家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个我已经20年不通音讯的肖老师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一个不谙世故的记者，又能帮他什么呢？然而我不能说。我让他过两天再来。

　　他是学“计算机信息管理”的，我在报纸上细细地翻招聘启事，抄下一家一家公司的地址。

　　陪他去找工作是下午。只去了三家，天已经黑了。一家说负责人不在。一家让他试试电脑绘图，他试了。一家说跟聋哑人交流不是很方便。

　　我和他在他的宿舍坐着。宿舍7个人，都在。他们一个班18个人，6月就毕业了，听说只有两个人可能在家乡找到了工作。

　　肖华说他不想回老家，他已经习惯了南京，他已经在南京呆了9年。

　　“大街小巷都熟悉了，比老家还熟，就是不认识什么人。”

　　“在南京9年，除了老师和同学，外面的人，我几乎一个不认得。”他在纸上写道。

　　现在，我是他认得的一个了。他像那个在寒冷中渴望哪怕一点温暖的孩子，在他的心中，我，也许就是一根可能擦亮的火柴。

　　“找到你，我最高兴了。”他写道。

　　然而，我能隐约感到肖华的失望。总是微笑着的肖华是聪明的。他从接待我们的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上，看到了我的无力。

　　“爸爸问我的工作。我说等大学毕业了，工作就不会有问题了。10岁的时候，爸爸把我送到扬州聋校，家乡没有我读书的地方。在扬州，我读了8年小学，然后来南京读中学。中学6年毕业了，又读大学。这么多年的书读下来，总算要毕业了，爸爸，全家的人，都松了口气。”

　　“爸爸以为大学毕业，好歹就能找到工作了。”

　　“爸爸只是寄钱给我，大学三年，从没来看过我。他说我大了，自己能照顾自己。是的。可我知道他也是为了省钱。我在这里上学一年，要花15000元。而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000多块。全给我还不够。”

　　“一家人的希望都在我身上呢。”

　　“姐姐没读书。”

　　“姐姐比我大3岁。我们一起在扬州读小学。别的小朋友欺负我了，姐姐帮我打。作业不会了，姐姐教我。好吃的，姐姐省给我吃。可是后来忽然不读书了，回家了，我跟爸爸闹，我要姐姐。有姐姐，我心里踏实。可是姐姐再也没来学校。爸爸只是让我好好用功。从家里再去上学的时候，姐姐躲在一边哭。我也哭。那年我是哭着上学的。我也是从那年才真正开始懂事。”

　　“衣服再也没有姐姐帮我洗了。每年的冬天，姐姐总是一手的冻疮。我什么都不干，全是她洗。这年冬天，在冷水里洗衣服，我就总在想姐姐。姐姐十三岁就帮我洗衣服，洗了五年。好像她天生就会洗衣服，天生就是我姐姐一样。”

　　“你姐姐是不是总帮你打手套？”我忽然问他。

　　他愕然地愣着，点点头，又点点头。

　　我记得那个小女孩。今年她已经30岁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是那个小小的女孩，白皙瓜子脸的、长长头发的美丽的小姑娘。永远是那个粥盆被打翻而哭泣的女孩，那个埋着头，一言不发，笨拙地勾着毛线的小女孩。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

　　人群黑压压地站在落满了白霜的操场上，鸦雀无声。1000多人，人人仰着头，郑重地盯着高高的主席台。国歌声中，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国歌响起之前，我就把帽子拿在手上，立正站好，一动不动。每天的这个时刻，我都是十分的庄重。然而前面的两个同学却总是扭着身子说话。巡视的体育老师突然走过来。

　　然而体育老师直奔我而来，让我出列。

　　“我没有动。”我说。

　　“我看到你在讲话。”

　　“我没有。”

　　“明明看到你，你还抵赖？”

　　“不是我。我没有。”

　　“你抵赖，我让你抵赖！”

　　国歌已经奏完，然而体育老师生气了。他一把揪起我，朝主席台上拖过去。

　　我被拖到高高的主席台的上面，站在台角上。

　　1000多人看着我。喇叭里传来广播体操的音乐，人群拉开距离，开始做操。我站在主席台的台角上，梗着脖子，手里死死地攥着棉帽，眼泪不停地淌着。冷风吹着，耳朵、手、脚渐渐地冻僵。

　　人群散去，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第一节课开始了，操场上空无一人。我还站着，呆了一样。

　　下课了，拎了粉笔盒从操场边上走过的肖老师拐了个弯朝我走来。“怎么回事？”他问我。我不说话。他拖了我下来。我的眼泪“哗”一下又淌下来。肖老师领我去了他的宿舍。宿舍里生了火盆，很是暖和。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坐在火盆边上，笨拙地用毛线勾着一只手套。她让我坐在火盆边上，她用长长的竹筷，夹起火盆里的花生，一只一只，她把所有的花生都放在我坐着的板凳边上。她朝我笑笑，指指花生，又低下头，勾手里的手套。

　　其他一切都已模糊，只记得两只小小的生了冻疮的手，努力地勾着一只小小的手套，一针又一针，一针又一针，永无止尽。

　　“我刚到扬州的时候，姐姐一下课就跑来找我。有时候上课了，她也不走，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总要被老师赶上几次了，她才走。”

　　“可我到扬州没多长时间，她就回家了。”

　　“她在家帮妈妈干地里的活，养鸡、养猪。”

　　“我回去了，她特别高兴。一脸的笑，围着我忙这忙那。”

　　“爸爸总问我学习上的事。爸爸问的时候，她就不知道跑到了哪里。”

　　“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供我一个人读书。”

　　“姐姐很迟才结婚。小孩刚刚满月，是个男孩。”

　　“又健康又可爱。”

　　“姐夫是木匠。”

　　我们在纸上一句一句地说话。他的句子很短，简单明了，然而却让我读出了很多伤感。大多的时候，我们就沉默着。在校园里散步、去他的教室或者没找到工作回来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不说。有时候想说什么了，我看看他，他也回头看看我，他微微笑着。那笑是透明的，像特别晴朗的大海上的天空。他像是已经知道了我的问话。

　　他不说话。他用眼睛说话。他的眼睛坦诚、温暖甚而灵动。可是谁能知道，他的死一般的沉寂是怎样一个深洞呢，谁能知道，那无声无息的深洞里有着怎样的孤独呢？

　　“不好沟通。”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是这样拒绝他。小学8年，中学6年，大学3年，这17年，肖华最主要的精力其实都用在克服“沟通”这两个字上。他以为自己可以了。他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他能用字准确地表达出他的内心。常人也许完全没法去体会，对于永远生活在那个无声世界中的人来说，读懂一个字，写出一个字，理解一个字，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然而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攻克下来了，他们知道，这也许是通往正常世界的唯一途径，他们没有退路。

　　“优秀团干部”、“精神文明标兵”、“学习标兵”、“江苏省政府奖学金”……肖华拿出各种各样的证书，肖华给我看他的散文。肖华是班长，是学生会副主席。肖华选择了“计算机信息管理”的专业，他以为跟计算机打交道了，就能弥补一点“与人不好沟通”的缺陷。他说他是不会屈从的，他也不能屈从这命运。

　　“父亲，母亲还有姐姐，在看着我。”

　　肖华已经不能回家，因为他不能让家人知道，他的无奈他的悲伤。他会在这座城市苦苦支撑下去，只为了一家人能感到渺茫的希望。

　　“父亲已经老了，也不教学了。”

　　“我跟他说，不工作了，就在家陪陪妈妈吧。多少年，妈妈一直是一个人在家。”

　　“爸爸说，还可以再干干。好在你马上就毕业了，等你工作了，就回家。”

　　他父亲工作了几十年的那个学校，我曾经上过学的那个学校，已经关闭了。听家乡的人说，学校已改作工厂，校舍大部分拆了。大礼堂、有着一根根木柱的长廊、高高的主席台，甚至那林阴道，都已不复存在。

　　无学可教的肖老师去了县城，给一家小店看柜台。

　　肖华是不能说话，我是不爱说话，沉默，让我们感到放松，一种亲切感弥漫在我们之间。灯光，给肖华年轻的身影打上柔和的轮廓，他身后的一切隐在黑暗里。恍惚之间，肖华年迈的双亲、苍白的姐姐出现在背景里。于他们而言，肖华大学毕业时间的临近，便是他们艰辛劳作的收获季节了，命运就要改变了。这是他们将近30年的期望。

　　肖华，这个有着明朗笑容的小伙子，他能承受这生活的重压吗？我探寻地看看他，他看看我，眼睛明澈、坦荡，我想，有着这样眼神的他，应是无畏的。　南京日报记者申赋渔　实习生丁珊珊

　　(编辑　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