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轨迹：信息技术与隐私权

　　赵南元

　　最近看到一则广告：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进了超市东抓西抓，拿了一大抱东西往外走，忽然被后面的人叫住：“先生……”，观众想象接着一定会说“您还没付款呢。”但广告中后面的人从机器上撕下一张纸说：“您的发票”。

　　这不是科幻，而是当前的RFID技术可以办到的事情。新一代的身份证所采用的就是非接触IC卡技术。非接触IC卡内部是一块集成电路芯片和一个环状天线。当IC卡接近检测装置时，环状天线从检测装置发射的电磁场中取得电源，电路进入工作状态，通过同一个天线向检测装置发出身份信息，告诉它“我是谁”。现在已经有人用类似原理制作更廉价的“身份证”，以取代商品上的条码。这样一来，当一个人带着一堆商品从检测装置旁边通过时，检测装置就可以检测出是谁拿了哪些东西，数量多少。然后计算出总金额，打印出发票，从此人的银行户头上把相应金额的钱转账给超市，交易就完成了。当然，这类系统不仅仅可以用于超市，公交车、出租车、电影院、体育场、饭馆、美容院、娱乐场所、自家的门锁……所有需要花钱或确认身份的地方都可以使用这个系统。

　　这时人们出门不必带现金，没有被扒窃的危险。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在银行的数据库里留下了生活的轨迹：几点几分乘几路车到哪个商店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在哪个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赛，几点几分在哪个饭馆吃了一碗牛肉面……一切都记录在案，个人隐私所剩无几。当然IT的发展侵蚀个人隐私的还远不止于此，我们的手机随时向电信系统报告我们所处的位置，遍布银行、街头和小区里的监视器随时纪录我们的一举一动。普通的手机定位精度还很低，在几公里范围，小灵通的精度略高，为几百米，像蓝牙等近距离设备定位精度可到几十米甚至几米。人生就像爱因斯坦四维空间里的一条曲线，过去这条曲线只被记录了很少的几个点，信息技术使得我们可以记录人生的全部轨迹，形成一条连续光滑的曲线。人生彻底曝光，个人隐私几乎荡然无存，你在几点几分和谁在一起，一查便知。

　　那么这种可能使隐私消失的信息技术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值得探讨一下了。为此我们先要看看隐私权的来历。隐私权在西方被看成是一个基本人权，在中国却不太受重视，这种现象是源于其文化背景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是“性恶说”，认为人生来负有“原罪”，所以需要寻求上帝的拯救。为了证明人性之恶，宗教规定了很多多余的道德，使得人们动辄得咎，时常处于有罪的状态。为了在这种泛道德化的环境中正常生活，人们不得不用隐私权来保护自己。儒家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之初，性本善”，充分承认人追求快乐的正当性，多余的道德较少，所以隐私权的价值也相应下降。例如像避孕、手淫、同性恋等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不道德甚至罪恶的行为，在东方文化中却是道德无关的。

　　经济学家有一句名言：“权利是交易的结果，而不是交易的前提。”当我们设定和行使某种权利时，都要依据得失的比较判断。隐私权不是不可让渡的权利，我们付出隐私权时需要考虑的是这种付出能否得到足够的回报。例如当我们受聘于某个公司或单位，实际上就出让了上班时间段的隐私权，但这种出让是值得的，我们由此得到了生活的保障。我们把钱存在银行，付出部分隐私权，换取利息和安全。当然，银行也承担替储户保密的义务，使得我们付出的隐私权达到必要最小限度。

　　信息技术仍在不断发展，现在已经有将GPS（全球定位系统）做成小棒植入动物体内防止宠物丢失的，并且已经开始应用于儿童，防止孩子走失、被拐卖、绑架；已经有将定位系统装在自行车上，被盗后半小时抓获盗贼的纪录。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婴儿一降生就可以植入一个永久性的多功能电子身份证，兼有定位、保健、防范、结算、物权等多种功能，可以实时检测体温、心电等重要生命体征。一个老人突发心脏病或脑中风倒在路边，电子身份证可以立即发出报警信号，救护车可以立即驶来抢救；儿童被拐卖的可以立即查明去向；如果发生凶杀案，可以立即自动报警，而且立即查明案发时谁在现场，以及他们现在的位置；如果遇到瘟疫流行，还可以自动实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自动发出警报。对于价值较高的耐用消费品，也可以加上电子身份证以保障所有权。当发生物品的不当转移，例如盗窃、非法赠与（行贿）时，也可以自动报警。

　　利用这套系统可以大大提高公众的生活品质，不仅享受生活的高度便利和安全，而且几乎可以防止一切犯罪的发生。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公众受犯罪危害的风险，而且可以同时降低司法和执法成本，也降低了个人陷于冤案的风险。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此需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个人隐私作为代价。但是这种付出可以压缩到最小限度，可以参考银行的经验，对数据访问施加严格限制。另一方面，也要求社会在道德方面向更加宽容的方向发展，以适应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