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家：刘福垣教授谈企业科学发展观

　　刘福垣简介：刘福垣，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1944年9月出生。《工农业收入差异》、《农村改革方略》、《明租、征税、除费》。

　　本文核心提示：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二、如何完整准确地领悟科学发展观。

　　三、当前要落实发展观关键是改变吏制。

　　题目是企业的科学发展观，其实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他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改革开放这二十六年经济平均是9.4%的增长，国民经济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2003年提出来转变这个发展观？把这个背景搞清楚对于我们把握发展观的内涵很有帮助。一个概念出来以后，人们所理解的含义往往与它真正的内涵差距很大。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出来的这些概念，什么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些“化”我们天天说着，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差距很大，往往弄反了。比如城市化，好多地方都搞成城建了，他认为城市化很快，他也不知道城市化“化”什么，城市化的核心是什么。那么，现在发展观出来了，各部门各单位又跟着说，这个观、那个观往里套，在他脑子里的发展观其实还是增长观。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下，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是非常重要的。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我们的领导人以党和政府的名义，第一次用“发展观”这三个字是在03年8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行政学院的干部大会上提出来的，他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但是关于发展观的研究讨论应该追溯到“十五”规划起草之前。

　　经过03年上半年疯狂的圈地运动，有的省圈占的土地是他们省已建成的平面面积的3.8倍，所以后来一刀砍下了70%的开发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疯狂的圈地运动呢？表面上看是急于出政绩，实质上是我们国家四个层次的基本矛盾全面逆转，在03年形成了一个突出的表现。我们发改委现在筹备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五”规划结果怎样，从GDP数据来看，超额完成任务，我们这些年增长都在7.3以上。“十五”规划提出的经济节奏的战略性调整，当时提出四个节奏，社会生活表面上的产品供求的矛盾、第二个是产业结构的矛盾、第三个是区域结构的矛盾、第四个是城乡结构的矛盾。到今天这四个层次的矛盾不仅没有因为调整而得到缓和，反而是全面逆转。

　　我们来看一下产品结构，这个最早提出来是九七年的东亚危机。我们国外市场不好，出口大量减少，这时候感到内需严重不足。大量的产品积压，只有极少量的供需平衡。经济是不会剩余的，我们现在确实是有一大堆产品卖不掉，它只是相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就业不充分、收入低而言。在当年我们解决了吃、穿、用等问题后，卡在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普通民居上，这三大短缺统计局是算不出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公共品、它不是社会产品。由于社会保障问题，老百姓有钱也不敢消费，存款越来越多，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产品积压。由于这些产品积压，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就要下岗、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就要破产。所以在中国由于保障不到位，后果是家庭保障赔率是百分之百。老百姓攒钱就是攒失业，因为存款如果不能转化为贷款就是转化为失业。

　　第二个就是教育，我国是一个教育进口大国。我们义务教育还收费，现在超出的学费达到3200多亿，而非义务教育,政府拿钱还不少。我们国家在非义务教育上花的钱比义务教育上花的多，这是不正常的。整个教育耗费占GDP不超过3.5%，家长花的钱不超过5%。

　　第三个短缺是住宅短缺。现在说房地产过热，其实房和地不是一回事。现在哪有房产啊，是地产过热。现在大家说房价太高买不起。实际上工薪一族的工资中只含有房租，不含有房价，但现在的房子是给有钱人盖的，所以大多数的产业工人不可能买房子。所以我们现在的住宅短缺不是三、五十年，而是五、六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房地产业，尤其是房产业需要大力的发展。

　　产品结构被产业结构管着，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级政府都是下了大力气的。但是实践证明这三年半并没有调好，反而是全面逆转，煤、电、油、运全面紧张。

　　可以说有社会保障的国家，特别是那种金融型的、商业型的有社会保障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劳动力变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把资本主义经济前面再加个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可以把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提供社会保障，为这个市场经济定的性。现在我们走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劳动者走向市场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吗，只能出卖劳动力了吗？不是这个背景了。

　　我们现在不是剩余经济，而是相当严重的短缺，我们是用剩余掩盖了短缺。产业结构调整到现在，煤、电、油、运全面紧张，是由于政府不到位。拉丁美洲曾经也有二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最后给完了，就是富人迷惑着穷人。现在还是西方经济学统治中国，用他们制定的几个指标来分析中国，实际上是用人家的东西干自己的活、用人家的眼睛看自己的家。欧洲人就是搞这套指标把拉丁美洲搞坏了，现在我们中国又陷入指标体系的迷雾。现在我们各个城市都在搞达标，越达标越糟糕。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现在该对自己开刀了，要改革先改自己，要把自己从市场中除出去。中国政府不能再调结构了，产业结构不是政府调的，应该是市场调的。

　　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几乎都在亚洲，世界大港比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那些港口，集装箱不过四、五百万箱，而香港就接近两千万箱、新加坡也接近两千万箱、上海一千多万箱，还有日本等地，前十位的都在亚洲。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装箱工业。我们生产鞋、袜、西装等产品装了一集装箱发到美国了，结果从美国装了一个旅行袋的芯片坐飞机就回来了。这样亚洲老是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的末端。这些都是生产力配置层次的矛盾，从产品结构到产业结构到区域结构我们都是逆转的。这还不是中国最要害的矛盾，最高层次的矛盾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逆转、这个矛盾的压力增大更是严重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城市里工商业已经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什么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就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这种生产方式和欧美是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没有时代差别、没有生产方式的差别，只有先进落后的差别。但是现在我们的农业是什么状态？19.35亿亩耕地、2.6亿农户耕种，平均每户才7.4亩。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我们从农业耕地上产生的收入已经使农户不能自给自足了。02年是2622元的人均纯收入，03年是2900多元的人均纯收入，里面有37%左右是打工、经商等非农收入，真正农田里能产生的收入只占63%左右。他的生产方式是典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封建生产方式在21世纪中国的活化石。他不是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这个时代的主体生产方式应该是企业化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他现在没法以赢利为目的。而农民的收入低是因为就业不充分、占有的生产资料少，所以才有了民工潮。这样两种生产方式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中国的城乡图就像太极图的阴阳鱼，一半阴一半阳。现在我们大体上是三七开，三分阳面已经和人家接轨了，世界一体化了，和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了，但是七分阴面还是小农生产方式，笼罩了将近九亿人口。他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城里是两个时代的差别。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各种经济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矛盾的最终根源。怎么办？就得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

　　现在很多地方提出现代化，但是党的“十六大”没有提出现代化，而是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我认为这正是证明了中央发展观的转变。在中国现阶段我们减少农民(的数量)，到2020年还有16年，我们能减少多少？所以你不减少农民(的数量)、不改变他的生产方式，想让他就地富了，绝对是空想社会主义。必须要减少农民(的数量)。但是减少农民(的数量)就是发展。增长和发展是什么关系？增长是量的增长，而发展是内在结构的变化。现在只有减少农民的数量，让他变成农场主或打工的工薪阶层，我们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这样才能达到小康。什么是小康？是衣食不愁、略有剩余才是小康。所以中央在“十六大”转变发展观的一个反映就是不再贸然的要实现现代化了，而是要先达到小康。到2020年实现，平均每年要转多少？现在是四户人家不到2公顷地，要走三户才能有每户30亩地，才能做到衣食不愁、略有剩余。走三户平均每年得2800万，按照1：1.5的比例，得解决2000万人的就业问题，加上城里的900万人，得解决2900万人的就业问题。曾经有外国驻华的、对中国比较熟悉的外交官说过，中国的城市建设得像欧洲似的，而农村像非洲似的。当然这样说是夸张一点，但是现在到安徽、两湖去看看，农民在发牢骚啊。现在农民是这样一个状态，他粮食解决了，能过日子了，但是有两怕。第一怕有病，一有病这一家人就完了，就成困难户了，还有就是怕家里出一个大学生，因为供一个大学生这家里就得砸锅卖铁，所以现在农民的状态急需改变。按照到2020年实现小康的标准，我国GDP的增长得达到13左右，就得改变GDP的结构和生产方式。现在我们GDP的一个百分点才能解决0.026个百分点的人口城市化率，因为我们的投资大量地投在地上、投在大项目上、投在高资本构成上，对增加就业不利。所以现在为什么砍了这么多的开发区，现在开发区的单位面积解决的就业人数、单位面积提供的税源是多少，都不如现在一个普通的城区。

　　最高层次的矛盾现在是三七开，按照哲学的观点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从总体上看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还是农业的生产方式占主体地位。三和七的位置正处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起飞时期。他要求每年的发展速度是1到1.5个百分点，那增长速度就必须得10左右。有这样的压力就可以证明我们国民经济现在正是一个高涨时期，说明我们对经济的整体认识越来越符合科学的发展观了。这里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四个层次的矛盾全面逆转逼得我们不得不转变发展观，看到就增长论增长不行了，使得我们这些年的高代价的增长，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心理上的成本太高了，要想和平崛起，避免(重蹈)拉美的覆辙(就)必须转变发展观。

　　二、如何完整准确的理解科学发展观

　　这个问题我们全党和大家都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温家宝总理第一次讲的时候，“以人为本”是在发展观外面，他是怎么讲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后来在起草中央党校的报告的时候就改了，把“以人为本”改到里面了，就是“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到后来胡锦涛书记再讲就明确说了：“以人为本是发展观的核心”。我们如何完整准确的理解发展观呢？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发展”。因为发展观反过来说就是观发展，就是对发展的基本看法。

　　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事物内在矛盾的转化。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钱关系的和谐，这是发展观的本源。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越协调、越和谐，这个人的素质越高。而最根本的人的关系是劳动关系、就业关系。所以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各级政府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另外就是人钱关系，自古以来我们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叫“天人合一”，天和人的关系要和谐，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破坏了自然，直到自然不让我们生存，那么一切经济、一切发展都是空谈。所以人的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钱关系的和谐就是“人本”。以人为本不是一个企业、一个政府的观念，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观念。

　　第二句话叫“以中为重”，中部、中间是矛盾转化的关节点。我国地区结构东、中、西三大板块，差距很大，我们要转化这个矛盾，要抓哪？抓中。中央说的五个统筹从哪开始？抓住中部就抓了大局，就是统筹。时间的问题靠空间解决，空间的问题靠时间解决，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现在我们说城乡统筹，是要大量的农民进城，进到哪呢？按照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就是要进到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我国真正的第二、三产业发展要靠中部，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要是崛起，那带动作用是相当了不起的。21世纪初期中国的发展就靠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他要起来整个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有希望。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中间产业、中等收入、中等教育，要一中到底。

　　比如说城市，为什么是中等城市？现在小城镇解决就业解决不了，春天一到，民工潮直奔大城市，只有大城市才有吸纳力，所以一定要把中等城市做大。把大城市的多余的要素和农村的要素集合在中等城市，创造最高的、机会成本最低的生产力。所以要加速把二百多个中小城市，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赶紧做大，至少也要把县做大，不要搞那么多小城镇。所以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是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

　　第三个“中”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中间产业。农业和工业是两种生产方式，有时代差别。那么现在中间产业包括有建筑业、服务行业、教育、金融等，这是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的行业。首先说建筑业，现在要是给我们的产业工人盖房子，我们把政策搞对了，那我们现在一年投三、四万亿都不够。这能增加多少就业，一个房子可以带动五十三个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发展中间产业。如果我们的农民不就业，农民和城市的关系就解决不了。宁可我们的人口素质构成低一点，也要解决他的就业问题。第三产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的容纳量很大，中间产业一定要重视，要降低服务业的门槛。所以我们现在要搞中等科技，特别是教育，现在中等技术的教育、“蓝领”的教育没人重视。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就是)教育结构的问题。学校学的(知识)老板不要，老板要的(专业技术)学生不会，所以曾经出现过用25万年薪招高级钳工。教育是劳动力的加工业，他要什么产品你给什么产品，结果现在那么多的大学生找工作那么难，就是怨我们的教育结构、怨我们的择业观念。所以按照现在我们三七开的发展阶段要以中为重。

　　后面两个“中”，就是中等收入阶层在中国当前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两极分化比重比较大，社会保障也不能一步到位，我们在分配关系上应该俯视一个中等收入阶层。因为这个阶层有一个特点，他的消费结构正好升级到他的消费能力最强，在往上走的阶段。他对低收入的人同情大于歧视，对高收入的人是羡慕大于嫉妒，应该是最稳定的一部分人。他对于我们的政治决策、经济、市场繁荣都很关键。而我们现在是低收入阶层队伍太大了，高收入阶层队伍太小，缺一个纺锤型的社会结构。那我们是哪出了毛病呢？是好多非按要素分配、利用权利徇私等等把这个问题搞偏了。所以我们就需要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阶层来稳定，要走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怎么培育中产阶层，使他真正懂得经济规律，这是以中为重的发展观。

　　第三句话叫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我们树立了“以人为本”这是本体，“以中为重”这是规律、方法论，另外他的过程是什么？就是全方位开放。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转变发展观的时候要全方位开放呢？因为我们这二十多年讲开放，在好多人脑子里就是对外国开放，可是对内是封闭的，只对外开放能消化了这么多东西吗？我们用市场换技术，最后市场给了人家，但是技术没消化，为什么？是我们的国内市场分隔，都是个体，互不联系。一部分人出国去招商了，周边是什么经济、什么关系不管。全国各地每次做出的五年经济规划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要注意全方位开放，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都是要开放的。一个人不开放怎么新陈代谢？怎么天人合一？一个地区对国外来的视为客人，对周边兄弟地区来的就不重视，搞远交近攻，这样怎么能发展起来。所以必须在转变发展观的时候树立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而且要从对内开放做起。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片面依赖外需，内需起不来，因为互相封锁，你搞什么我搞什么，这怎么能卖得动呢？要是能配合呢、搞产业群呢，最后产业集中到一起，形成链条那整体优势怎么样？结构决定功能。所以不全方位开放不行，特别是当前要强调对内开放，要降低我们的对外依赖度。应该到2020年每年降低对外依赖度1.5到2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率提高，减少农民1到2个百分点，外贸可以越来越多，但是他占GDP的比重不能增加。

　　所以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我们要全方位的理解这个问题。

　　三、当前要落实发展观关键是改变吏制

　　我们的干部制度、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他们现在还是以GDP为中心。只要GDP上去了，形象工程上去了，美化、绿化、亮化都很漂亮，底下是负发展都不论了。我们应该抓紧时间避开像GDP一类的指标，这些都是量的关系，我们要的是结构关系的改变。我讲城市化应该是化市城，现在都把城市化当成城建了，应该是化市为城、化农民为市民，首先是这个“化”，要扫除人为的障碍。

　　另外核心是市场的“市”，不是土城，现在人们把劲都用在那个土城上了。城市化的核心是让农民进到城里来，他和工业化、市场化是一个化。他分四个阶段，首先是工业化，然后等有了钱了才是城市化，接着是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结果03年我国有183个城市要当国际化大都市。这反映了现在我们的干部(制度)、吏制不解决不行了，应该真正按照发展观和政绩观来设计现在考核干部的指标。第一位的就是社会保障、第二位的就是教育。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权都保证不了，却花那么多的钱搞一些大工程，这个国家也不对。这个指标体系要以“以人为本”来确立，首先人要什么你给什么。所以我认为财政支出排序、政府职能排序第一就是社会保障，第二就是教育，义务教育完全可以义务化，第三就是普通民居。就得搞大的分配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改革，然后是售房体制改革。要把我们各级政府分级定位，中央政府具有调控功能，地方政府不要搞什么调控。逐渐淡化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利，要突出他的行政管辖权、服务权利，为企业服务好、为老百姓服务好，搞好社会保障、医疗、社区服务，政府管的是一部分，剩下都是市场的事。（注：本文是根据刘福垣教授在《中国经营报》与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联手创办的“公益大讲堂”的演讲内容，本网编辑整理而成，内容有部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