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朋友（心香一瓣）

　　吴贻弓

　　今年是我国著名导演沈浮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又适逢中国电影诞辰一百周年。和中国电影同龄，且将毕生投给中国电影并做出巨大贡献的，视野所及，舍子其谁！

　　沈浮导演在中国电影诸多重量级导演中堪称出名的好人。他开朗，乐观，总是笑容可掬。非常喜欢说笑话，说起笑话来脸上堆满了天真。待人和气，宽厚仁爱，尤其对晚生后辈，从没有当先生的架子。我和同辈的人论起他来，几乎说不出他有什么缺点。

　　有一次，他对我们像讲笑话那样讲过一则关于他自己的真实故事：重庆谈判期间，他和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受周恩来的邀请出席酒会，会上他曾对毛泽东主席建言，国共两党，何必都那么认真，各退一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毛泽东当时回答他：“沈先生真是一位天真的朋友啊！”不料他却把“天真”二字误听成“天津”了，心中十分纳闷，转身问旁人，毛先生怎么连我是天津人都知道？人问何以见得？他答，毛先生说我是一位“天津的朋友”嘛。在场的人哈哈大笑，告诉他毛先生其实说他是一位“天真的朋友”，他始恍然顿悟。从此，他在电影圈内有了一个雅号，那就是“天真的朋友”。

　　沈导演的这个雅号名副其实。只要和沈导演有过接触，便不难发现他有时的确是很天真的。

　　记得还在文革以前，《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受到全国性批判的时候，沈导演一直陷在无法解脱的扪心自问的苦恼之中。平时的笑容远离了他的脸庞，高大伟岸的身躯也显得佝偻起来。那时候，他既是《北国江南》的导演，又是海燕厂的厂长。有一次，批判会是在二号摄影棚里召开的，连张春桥也来了。沈导演在会上反复地质问自己，抑或也是在垂问所有与会的人：“我怎么会‘反党’？”

　　这便是一个天真好人的写照。他不隐瞒自己的困惑，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透明的。那时候，连我这个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毛头小子都感到那场批判的来势非同一般，难道已届耳顺之年的沈导演反而会不知不觉吗？当然，后来不管沈导演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他还是不得不违心地做了“深刻的反省”。

　　中国电影一向多灾多难。从《武训传》、《关连长》开始，不断有人和影片一起倒霉。到了《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又是一波“高潮”。然而，沈导演拍摄《北国江南》的初衷，不外乎出于一个极其善良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他对片中女主人公银花的偏爱，其实也是爱她的善良和纯朴，岂有它哉？但就此引出一场人祸，怎不令他懵懂寒心。那一场批判运动无疑对沈导演的身心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的。

　　我和沈导演之间最紧密的一次接触即在于我参加了《北国江南》摄制组的工作。我是他的助理。那是1963年。

　　先是在北京和编剧阳翰笙讨论剧本。那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和这位著名的“四条汉子”之一的大剧作家坐在一起。我不知道是荣幸还是惶恐。在我眼里，似乎一个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的老人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不可亲近。沈导演对阳翰笙的尊重是溢于言表的。我记得那一次他们讨论了未来影片的主旨，那就是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迫切和重要。至今我记忆犹新，阳翰老曾指着我对沈导演说：“这种迫切和重要像这样的小家伙不一定能理解！”翰老的直言一时令我十分窘迫，还有几分不服，只是不好表露而已。从阳翰笙家出来，沈导演对我说：“小吴，别不服气，我也得慢慢理解。”他居然已经洞察了我刚才的内心活动，而且居然表现得那样谦和。

　　《北国江南》的拍摄条件相当艰苦。外景选在河北省张北县郊外沙漠上的一个村庄里，地名叫做“半坡村”。当然不是那个半坡文化遗址的所在，只是碰巧同名罢了。不过因此似乎也披上了一层“史前”的味道，因为那地方实在贫穷落后得可以。摄制组全体就分散吃、住在当地农民家中，被褥是自己带去的。那时候我们就实行“同吃同住”了，不亦乐乎。选景的时候，我们曾在一个叫小海子的地方住过一宿标准的农村“骡马大店”。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土炕上并排要睡七八口人。沈导演居然也和我们挤在一起。他还教我把内衣裤全部脱光，说这样才不会沾上虱子。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但见他坦然地睡去，丝毫也没有犹豫的样子，于是，我也只得咬着牙将就过来了。

　　不过，选景时也有十分愉快的时候。我们从佳木斯回来，途经哈尔滨做了一次暂短的休整。沈导演提出来要去品尝一下哈尔滨有名的“罗宋大菜”。可是摄影师罗从周，美工师胡倬云，包括制片主任吴承镛等老一辈都不作响应。于是沈导演问我：“小吴，你感不感兴趣？”那还用说！早就等着这句话了。那天，我陪着沈导演在哈尔滨的大街上为了寻找那家西餐馆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尽管后来在那家餐馆里品尝到的罗宋汤味道的确一流，但回到住处时两条腿已是沉沉的了。沈导演自然比我更累，可他还打趣地说：“这叫做为嘴伤身！”

　　长期以来，我不揣冒昧自诩为沈导演的学生，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讲，沈导演都是足以担当我师的。

　　《北国江南》的主要“罪状”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在那个极“左”年代，“人性”当然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无产阶级岂能有它！其实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不明白，文艺如果真的摒弃了对人性的开掘，那还有什么认识价值？还成什么文艺呢？极左路线下，许多人做许多事难免带着时代的局限和烙印，大多或是因为无意，或是因为无知，甚或是因为无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然也还有因为别的什么“无”的，但那毕竟是少数。无论如何，时过境迁，柳暗花明，回头再看，除了感慨之外，恐怕也只能以一笑泯之了。还能怎样？无意的或许已经觉悟，无知的或许已经长进，无奈的或许已经惭愧，剩下那极少数应该忏悔的也只能听其自便，岂能强求？要紧的是大家都珍惜现在，并努力去营造更好的未来，这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我想，沈导演若有在天之灵，就其一生为人豁达磊落宽厚而言，也一定会赞同我这个观点的。

　　沈导演从影之前曾在天津从事过吹鼓手之业。我不知道他是吹洋号还是吹国号或是唢呐的。1933年来到上海，即进入了影圈。当过剧务，干过临时演员，后来写影评，用过一个很有幽默感的笔名“沈哀鹃”。再后来就当了导演。靠的是勤奋和执著，完全自学成材。并且不折不扣地承继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拍出了一系列堪称纯粹中华文化的中国电影。无论是《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还是《李时珍》、《老兵新传》、《万紫千红总是春》，包括《北国江南》以及“文革”后复出的《曙光》等等，都无不渗透着浓烈的中华民族人性之美。他一生的美学追求全都深深地包蕴在他影片中的每一尺胶片里。他是中国电影一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并非“科班”出身，但其实中国电影原本就是在无师自通状态下从实践中艰苦磨练成长起来的。到了我们这一代当然不同，相比之下，我们要容易得多得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面前有了无数像沈导演那样的先驱者。

　　为此，我仅以虔诚之心，奉上这一瓢浅浅的回忆，来缅怀我的尊师，缅怀这位中国电影历史上的巨人，那曾被同行们亲昵地称作“天真的朋友”的前辈。

　　尽管岁月流逝，但愿天真长存。因为天真对于艺术乃是不朽的生命。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2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