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也应设救助站

　　关于谁应该对“张衡生事件”负责的讨论，短时间内并不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有待于司法部门的调查。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个并不严重的事故何以把张衡生置于死地？暂时抛开张衡生的伤是否由交通事故造成，就考虑一个公民在无亲无友的地方由于意外造成了身体伤害，他难道就只能等死吗？这需要对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特别是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进行反思。

　　首先，如果这个事故发生在城市里，结果未必会是这样。2003年，在“孙志刚事件”以后，全国县级以上城市都成立了救助站。像张衡生这样“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的人员，显然属于被救助对象。但在广大农村，却没有设立类似救助站的救助机构。按《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只有“县级以上城市”才需要设立救助站。在“张衡生事件”中，的确有村民想收留他，但“如果他万一死了，到时可就说不清了”，不能怪村民，这确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风险规避。正是“县级以上”留下的制度漏洞，把张衡生生存的希望降低了一大半。

　　在农村，由于没有救助站，救助的职能分散在派出所、民政等各个部门，发生事情时，很容易出现互相推诿。为什么农村不成立救助站呢？“没钱”，这是一个大多数人会给出的理由。确实，中国农村是比较穷，但救助制度具有很大的紧迫性，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尊严。因此，迅速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统一的“救助站”制度，是“张衡生事件”带给我们的警示。

　　其次，即使退一步，在农村没有救助站现实下，张衡生也还不至于被置于死地。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发生的5天中，有不少村民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但遗憾的是，都援助得不彻底。这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背后还有它的制度原因。

　　其实，对于村民来说，还有一个应该人人都能想到的选择———送往医院。但他们没有。村民的说法是“怕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并不可信的解释。其实村民们最担心的是：送去医院了，医药费谁来出？在我国的医疗体制下，农民连自己都看不起病，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当然更慷慨不起。在农村，虽然已经开始建立医疗救助体系，但这个体系只面向已被确认为救助对象的人。而当张衡生突然发生医疗需求却又无力支付时，医疗救助体系是不向他敞开的。医院如果做了这样的善事，就会“后患无穷”。

　　为此，笔者建议政府向部分医院拨一笔应急救治基金，专门用于这种突发医疗需求，从制度上鼓励人们帮助需要急救医疗的人。

　　但愿，张衡生的死能像孙志刚的死一样，推动社会的实质性进步。

　　作者：王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