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与政府职责

　　流行文化与政府职责

　　选稿:项凌 来源:解放日报 2005年3月26日 11:18

　　学校教育作为文化筛选机制的“额定功率”有限，一切社会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将什么东西都塞进“筛子”里去过一下。流行文化既然是市场体制的产物，其流传、接受和筛选过程，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操办，可以交给时间去完成。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金庸的《天龙八部》进中学教材、周杰伦的《蜗牛》被作为爱国主义歌曲向学生推荐，社会上形成了不同意见。从争议的话题来看，大多集中在流行文化的品位、对学生的适合性以及歌曲本身是否具有爱国主义内涵等问题上。各界对行政部门的决定有争议，说明了社会的开明和进步，是好事，通过争议，可以就学校作为文化传播机制的功能定位上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争议有点就事论事，抓住的还只是事情的表象。其实无论金庸还是周杰伦早就进入了学生的生活，进不进教材或推荐目录，并不影响这些作品在学生中的流传，进了，也不过起点“锦上添花”的作用。所以，真正需要讨论的，与其说是这些作品该不该进入学生的生活，毋宁说是这些作品应该如何进入学生的生活。流行文化进入学生生活的机制与渠道，才是问题争议的关键所在。

　　不管《天龙八部》还是《蜗牛》，就其作为流行文化而言，根本上都是现代文化产业的制成品，是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化生产体制制造出来的。现代文化产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包装能力，使得传统的“为群众喜闻乐见”这一评判标准遭遇很大的尴尬。在流行文化范围内，人的文化需求许多时候是制造出来的。不是人们有了需求，文化制造商们再去组织生产加以满足，而是他们生产好了，再诱发人们的需求，以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包装和造势在流行文化生产流程中的重要性就是这样凸显出来的。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市场上的被动性和文化产品受欢迎程度的虚幻性，历来是流行文化批判的重点。西方有人说过，“流行的东西都是丑恶的，因为只有丑恶的东西才需要不断推倒重来。”话虽偏激，但许多东西流行期一过，就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么难看、莫名其妙的东西怎么会让人喜欢和欣赏”，是文艺史家经常的困惑。而造成类似困惑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思维上的混淆：市场衡量流行文化产品的主要依据不是审美，不是意义，不是一般的价值，而是流行本身及其市场价值。流行文化从来就是以流行为本体，文化为载体，形式为本体，内容为载体，过程为本体，结果为载体的。流行文化是流行对文化的僭越，以文化为名义的流行文化推销，往往内含着对文化的降格。

　　正由于流行文化将文化降格的可能，由谁来推销流行文化才成为这次争议的真正主题。在人类社会中，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传承文化，将一个民族珍视的价值、趣味、主题、形式等保留下来，传递下去，发扬光大。在这层意义上，学校发挥着文化与文化产品的筛选功能。什么样的文化可以通过学校的大门进入学生的生活，其首要意义不是实质性的，而是象征性的，不是学生从此有了机会接触某些作品，而是学生是否将以保存和发展这些“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自古以来，全世界都有让孩子们诵读圣贤经典的传统，其首要意义都不是让孩子们学文识字，或者因为非此孩子们就没有机会接触经典，而是为了将经典植入孩子的心灵，扎下根来。在孩子心中有根的文化，才是面向未来的文化，而不是仅仅着眼当下如过眼云烟的文化。

　　由于孩子们接受社会化的时间有限，学生们接受教育的时间有限，学校教育作为文化筛选机制的“额定功率”有限，一切社会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将什么东西都塞进“筛子”里去过一下，否则难免造成“筛子”的堵塞、学校资源的浪费甚至孩子们生命的虚度。流行文化既然是市场体制的产物，其流传、接受和筛选过程，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操办，可以交给时间去完成。流行属于时间范畴，交给时间是对流行的最好处置。通过了时间的筛选，再来考虑进入学校，为时并不算晚，除非有关部门担心某些流行作品会因为抵御不了时间的侵蚀而夭折，才急着出手相助。难道《蜗牛》之类的作品真的已经好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们都需要担心时间机制出问题，而匆忙给以行政上的保障？有关部门未必如此肯定吧。

　　问题正是出在行政部门身上！围绕流行文化正式进入学校的争议，其实质是争论行政部门在学校教育这块空间里，到底承担什么职责？是否应该以市场接受度作为文化作品进入学校教育系列的官方认可标准？

　　按照现代“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部门应该承担的职责是相当有限的。粗略地说，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是个人基本权利而又没有其他制度化设置来实现的那部分事务，才属于政府的职责。现在金庸的作品已经为学生广泛阅读，周杰伦的歌曲已经为学生所传唱，即使完全适合学生，市场机制也已经很好地发挥了作用，何劳行政部门的加入？难道一定要中小学生百分之百地都唱起了《蜗牛》，才安心吗？现在社会各界对各种流行现象在学生甚至学校中如此受欢迎还存在担忧和疑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不争议这些作品是否适合学生，但至少可以质疑，对流行文化的这种“锦上添花”，是否属于资源浪费，是否是行政职责上的越位？在各种流行已经成风的情况下，行政部门再以“学生欢迎”为由对流行文化推波助澜，是否模糊了自己作为文化筛选机制把关人的角色和职责？对于始终认可自己承担着“教书育人”使命的教育部门来说，学生喜欢从来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否则，为学生所非常不喜欢的考试也不会如此“流行”了。

　　毫无疑问，当前学校教育在自觉传承优秀文化，积极倡导先进文化方面，还有大量事情要做，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也是重要的，但无论在内容的确定还是机制的选择上，把握好分寸，仍然是必要的。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流行文化风头越来越强劲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应明确自身职责，牢记并忠实履行自己在文化保存、弘扬和发展上的职责，而不是一味追随市场，追随孩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成为最大的“追星族”。倘若人们能就此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也许将是这次围绕流行文化进学校而展开争议的最大价值。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