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女博导招收博士的“后喻”危害

　　很难想像博士生导师可以年轻到27岁，更难想像这么年轻的博导居然是女性。

　　27岁的女孩王秀杰，1998年获南开大学生物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学位,同年在洛克菲勒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去年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举行的招聘程序中，王秀杰脱颖而出，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女博导，在社会上掀起了“27岁女博导王秀杰”事件，她最近告诉记者，今年正式开始招收博士，打算招收一名学生。（北京晨报，3月24日）笔者认为，王秀杰带研究生的情况如属实，那这样一个现象可能正在培植一种“后喻”危险。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传统文化是以传经验为基础的“前喻文化”，近代文化是着眼于当下的“同喻文化”，而现代文化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故称为“后喻文化”。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谈起这个话题，将“后喻社会”广泛地理解成了前辈向后辈学习的反传统型社会。27岁的女博士成为博导，首先表明她在知识能力上已经发展成超出一般人轨迹的奇人，学术和社会地位上有着非凡的成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可能读她博士的学生超出她年龄的“后喻”表象。“后喻”生命力旺盛，但我们却因生命力旺盛而忽视了它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

　　其一，王秀杰的个人学术成就掩盖了她在社会经历上的不成熟。读书能够读到博士阶段，说明作为考生的博士生经历丰富，但王秀杰的社会经历不一定成熟，因为她的优秀周期非常的短，整个学生生涯连贯有序，社会经历稀少，她把大部分的青春奉献给了学校。而博导是一个学术上神圣的称谓，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博导的唯一条件就是研究水平和研究背景，以此掩盖了博导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条件，所以我们现在以推出业界和国内年轻博导为荣，提倡博导年轻化，而忽视了对博导社会经历和人格的考察，年轻的博导可以是很好的研究人员，但不敢保证他们就一定是好的博导。

　　其二，忽视了“后喻”与社会责任的非必然联系。“后喻”在玛格丽特·米德看来，是知识型社会的发展阶段，同样也是“前喻”、“同喻”进化的必然趋势。博导是学术研究的启航者，同样是学生能力锻造的铸剑师，他既是教育的功臣，同样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崇拜。一个27岁的博士生，正是继续学习，努力提升自己能力的关键时期，即使她已经给自己带上了“后”的帽子，当初也只是以博士招聘的名义被引进的人才，现在却让她过早地担负起培养学生的导师职能，由博士向博导的飞跃，是非常惊险的一跳。将“后喻”与社会责任扭在了一起，这于年轻的博导而言，并非是值得骄傲的。

　　一言以蔽之，当全社会惊叹27岁的王秀杰即将带博士生的新闻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后喻”的自豪背后可能隐藏的危害，这些危害可能还有很多，于博导自身和即将入户的博士生而言，这些恐怕是始料未及的。(稿源：红网)(作者：肖擎)(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