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不要苛责沉默的大多数

　　针对清华大学教授、博导陈丹青由于种种原因连续4年没有招到一名硕士生的尴尬现实，3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徐友渔先生的评论文章。徐先生在拷问研究生招生体制的同时，也对众多掌握着招生权或者至少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陈丹青敢于说“不”的精神无疑是令人感动的，在他值得人们由衷赞叹的良知感和责任感的背后，姑且不论高尚如陈丹青者所付出的代价，单和他有着同样感慨的人处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境地之事实就足以让人寒心，徐先生的忧虑也正在于此。那么，是不是需要对每一个被感动的人课以更高的道德义务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一个进步社会最文明的地方或许就在于，他不会去强求每一个人都去当英雄，也就是说，他不应该也不能够以一种超越一般人的道德标准去苛求一般人。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属于一般人的行列，在道德上他们既不高尚，但同样也不卑劣。

　　如果说研究生招生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尽快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要面临良心和道德的抉择或者说测验。我们不否认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在这场道德的考验中脱颖而出，以一种堂吉诃德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中国儒家“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境界相当遥远。更多的时候，如果他们面对的这种道德考验是假设的，更多人要陷入假仁假义；如果这种道德考验是真实的，更多人要陷入不仁不义。所以说，制度最大的文明和进步之处，不在于有多少人站出来充当我们羡慕的英雄，而是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这种让太多的人陷入这种道德考验的尴尬境地。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普罗大众在一种合理的制度中相安无事，而不是让太多的人陷入这种尴尬境地而畏首畏尾。所以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是关键，否则的话，我们目睹的情况大多是这样的：少数英雄或者高尚者是悲情的独行者，多数人是“感而不动”的看客。这样的一幕既让人心酸，又让人无奈。　飞天

　　按学历定薪金不现实

　　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用人单位趁机压低大学生工薪待遇的现实，吴向阳昨日撰文提出，期待政府早日出台大学生最低薪金标准(见昨日本版)。在吴向阳看来，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不同“档次”的大学毕业生应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不赞成这个观点。

　　殊不知，即使政府制定出这样的标准，其是否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也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举一个例子，假如用人单位招到一个博士生后，发现他只有专科生的能力和水平，不排除用人单位只给该博士生以专科生待遇甚至干脆将其解聘的可能。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本属正常现象。但假如这个博士生享受到的专科生待遇低于博士生的最低薪金标准，不仅制定该标准的政府将面临尴尬，用人单位的行为也变成“违规”了。用人单位压低大学生工薪待遇，博士生只享受了硕士生待遇，硕士生只享受了本科生待遇，本科生只享受了专科生待遇，有人说这是“人才高消费”和“人才贬值”。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称为“学历高消费”和“学历贬值”更确切些。对于这种现象，大学生不必耿耿于怀，他们与其在薪金标准上对用人单位和社会“愤愤不平”，毋宁更多从自身角度予以反思：我所拥有的学历是否真正能代表我的能力；我在读大学时是否混文凭。　周平

　　“最高发院”不能因名得咎

　　无照发廊取名“最高发院”，老板称此名够震撼，招牌被执法人员取下。济南市天桥区工商部门称，虽然“最高发院”没有直接使用作为国家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称，但这种谐音容易给公众造成误导，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取缔(3月26日《新京报》)。

　　无照的发廊工商部门当然可以取缔，但仅因为与“最高人民法院”谐音，就不允许人家将名字取成“最高发院”就让人感到困惑了：这究竟是进行工商管理，还是按照清宫戏中的执法原则在实行“文字狱”？看到“最高发院”大家只有会心一笑，感觉到这个老板字号取得有趣，谁也不会真将此理发店当成最高人民法院，来告状、申冤的。既如此，这样的招牌就具有了商号所具备的第一个功能：识别功能，按常识人们是不会将此字号与最高人民法院相混淆的。同时，这样的字号本身并不是下流、反动、迷信的，没有侵犯到公共利益，因此在此情况下政府也就没有介入的必要。邹云翔

　　大人说低俗就低俗吗？

　　最近，《老鼠爱大米》这首风靡大街小巷的网络歌曲被北京一所小学赶出校门，理由是歌词低俗，不适合小学生诵唱。

　　这首歌是不是低俗，我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大人们经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总喜欢以自己的判断去代替孩子的判断，以自己的思想抹杀孩子的思想。诚然，孩子有时是需要引导和照顾，但我们也要尊重孩子的独立判断能力。其实，大人们认为低俗的东西，却往往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就像《唐老鸭和米老鼠》、《汤姆和杰瑞》，大人们往往不屑一顾，孩子们却看得津津有味，百看不厌。孩子们爱看老鼠片，爱唱老鼠歌，这完全是一种天性使然。孩子们不觉得这些东西低俗，甚至连低俗为何物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们喜欢，而且他们很快乐。大人们的思想可就复杂了，担心这担心那，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要把一切自己认为不好的东西在孩子们的生活里剔除。殊不知，在剔除这些东西的同时，孩子们的快乐也被一并剔除了。而且，学校下命令封杀一首歌，是十分不明智的。流行歌曲是快餐，整天走马灯似地换，你不封杀它，过两天孩子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也就没事了。可你非要大张旗鼓地封杀，这是给这首歌变相炒作嘛。孩子们一般都有逆反心理，你不让他做的他偏要做，这下好了，封杀非但不会达到目的，反而促使它更风行。也许在学校里不敢唱了，可回了家，在大街上，他们还听你的吗？

　　张若渔

　　包工头没了，问题就没了？

　　日前，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北京市建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一定要从根本上取缔包工头现象，同时规范建筑施工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这几年，随着民工“讨薪难”等现象的发生，包工头的名声确实不怎么好，但包工头的存在也确实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市场上只要存在供求双方信息不畅或服务漏洞，为双方或其中一方提供服务的“掮客”必然会出现。所以，政府与其埋怨“很多包工头又坏又狠”，不如反思在民工管理问题上，是否存在态度、方法的缺陷。春节过后，各地相继推出“春风行动”，免费为民工介绍工作。但很多民工对“春风行动”要么毫不知情，要么毫不领情——知道政府办的职介中心可以免费找工作，但依然聚集在自发劳务市场，不肯去职介机构登记。当记者问民工们为什么不肯到免费的职介找工作，得到的回答是：免费职介好是好，就是太麻烦。登记之后，就只能回去等通知。可多数民工连手机都没有，想等通知也不可能，不如这样与雇主直接见面，谈妥了就跟着走，找起工作来更痛快些。取消包工头，政府的初衷当然是为了保障民工利益，但如果政府的服务做不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取消包工头依然不太可能。因为在供与求之间只要有缝隙，就会有“拼缝”的包工头出现。就算是在建筑业取消了，在其它行业也很难说；就算是大型建筑企业做到了，在小企业、小项目上也在所难免。所以，政府在宣称“取消包工头”的同时，更需检查自己为民工提供的服务，是否已到了“无缝可拼”的地步。

　　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