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九年祭(武振平)

　　戴厚英九年祭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武振平 2005年3月27日 9:34

　　打开电脑。屈指算了算,才发觉日子过得这么快,戴厚英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她惨死已经九年了。

　　1996年8月25日，恶耗传来，戴厚英在家中遇害！9月初，向遗体告别的那天,龙华殡仪馆大厅里,挤满了她生前的好友,悲痛,怀念,惋惜，还有敬重。可是据说,文学界也有人表示：死了也不原谅她。

　　反差为什么这样强烈?大概就因为她的嘴太厉害了：铜牙利齿,锋芒毕露,心直口快,想啥说啥。这就是戴厚英，人们怀念敬重她就在于此,有人不原谅她恐怕也在于此。

　　戴厚英“脱颖而出”是在1960年,正当批判“文学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浪头。那时,她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习尖子,风华正茂,听党的话。由于“斗争”需要，被提前毕业，派出去投入“战斗”。根据”领导意图”，她在上海作家协会大会上“奉命”发言,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由于她观点鲜明,锋芒锐利,即以“小钢炮”之称,一举而闻名于上海文学界。多年以后,当她的老师对此已经淡忘和”释然”了的时候,她却在她的成名作《人啊，人！》的“后记”中,无情地解剖自己,反思当年她“盲从和无知,给了我自信和力量-批判我的老师所宣传的人道主义。”

　　这就是戴厚英。她不但对别人“锋芒毕露”,对自己也毫不留情，这仅是一例。“文革”中,她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当过“红司令”的“红小兵”,做过一些错事,傻事。“文革”后,我们同在一个小组里“说清楚”。她严格地检查自己,检讨写了一遍又一遍,我记得，最后一遍近一万字。我们了解她的人,看了这些检查,都觉得她的错误就是这些,没有什么”隐瞒”了。而且她的为人,做事是从不赖帐的。可是,还是通不过，说是还有什么“严重问题”没有交代。戴厚英实在忍不住了,说：我一个字也不写了,查出“严重问题”我自己负全部责任。此后,她还是在写,却不是在写“检讨”，而是应老友高云之请，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她和诗人闻捷的恋情悲剧。这就是她遇害后，由高云编辑出版的《心中的坟》。因为此信触到了她最伤心的地方，她流着泪连续多少个夜晚，一口气又写完了记述那场悲剧的初稿“七封信”，也就是后来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俗话说，二十年风水轮流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戴厚英以批判人道主义闻名，想不到历史和她开了一个玩笑，到了八十年代，批判人道主义的利剑竟落到她自己头上。此前，她的处女作《诗人之死》由于被上海有关方面“封杀”，不准出版。戴厚英就应广州出版社之约，迅速赶写出又一部小说《人啊，人！》，广东人民出版社也满怀热情地，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了。这部小说上市以后，便招来上海报纸的围攻。特别是书中的“后记”，明目张胆地宣扬人道主义，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戴厚英有时看起来好像很坚强，其实有时候也很脆弱。面对如此的“革命大批判”，她吃不消了，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我们这些好友怕她“出事”，分批轮流到她”家”里（上海作协厨房楼上的一间简陋小房）去看望,说些宽慰的话。想不到，这场“大批判”反而成了“大热炒”，本来不知道这本书的人，纷纷掏钱买来看。一时书店脱销，大有洛阳纸贵之势。经过“文革”的“教育”，读者到底学会了用自己脑子,不那么“听话”了。

　　戴厚英心直口快，想啥说啥，当然不会讨人喜欢，到处碰壁。基于她穷学生的经历,对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可是,因为她对看不惯的事就忍不住要说,要写,因而,又常被视为异端。但她却不思悔改，总是一股犟脾气，硬骨头。只要是她认为对的，他就坚持到底，不怕得罪人。不管你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洋大人,她没有任何奴颜媚骨。有一位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先生,就吃过她一通”炮弹”。1987年，当时的“西德”出版了《人啊，人！》的德译本，戴厚英应邀到西德、瑞士、奥地利作“宣传旅行”。可是，她发现德译本附了一篇这位“著名汉学家”写的“结束语”，转述他在中国听到的对戴厚英诽谤之词。这一下,恼火了戴厚英,每到一地座谈,她就即席申明反驳。回国后,还发表了一篇长文《得罪了,马汉茂》，全面地加以驳斥。

　　戴厚英这样心直口快,毫不留情；其实,她也是最重情义的人，甚至任凭感情行事,不考虑方式,不计后果,她和闻捷的悲怆罗曼史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对朋友,对亲人,对家乡,她也是情深义长,关怀备至。戴厚英出生在皖北淮河，颖河之滨的一个偏远小镇上。她常常向我们讲述家乡老百姓的苦难,许多事是我们闻所未闻。例如,她说,为什么皖北出来讨饭的人那么多?就是因为当地田里的收成,只够吃几个月，所以农忙一过,全村就出来讨饭了。讨饭,在当地甚至成了一个“副业”,家家如此,也不感到难为情。有的小孩子,不了解情况,竟会讨到自己远房亲戚家的门上.。她说，她一定要把家乡老百姓这些苦难的生活写出来。

　　她为她的爸爸鸣不平。她的老爸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在当地偏僻的小镇上也算是一个“知识份子”。1957年，当地干部为了“凑数”，竟糊里糊图把他划成右派，她的一家日子非常艰难,穷困的亲戚更多。她自己的生活一直非常俭朴,却把工资和稿费的大部分都接济家用,弟妹读书,帮助亲戚。

　　戴厚英的心深深地植根在淮河颖河的岸边。可是，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一直是洪涝不断，灾难连年。解放后，还是“十年倒有九年荒”。每到灾年，就听见她为家乡父老诉苦，可是，过去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出了几本书以后，结蓄了一点稿费。1991年,淮河又发大水,她赶回故乡,到处奔走,了解灾情。她不但自己捐钱救灾,还利用她的影响，向身边友好和境外热心人士募捐集资，援助灾胞。

　　最应该一提的是她对母校老师的感情。她常常向我们谈起她的一位中学教师,她的文学启蒙人。是这位老师,发现了她的文学才能,领她走上文学道路。当她”成名”以后,仍旧念念不忘老师和学校的恩德,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事,稍稍报答一点。有一位老师说,他有一个孙子,想出来打工。在戴厚英帮助下，这个“孙子”来到上海,找到一个厨师的工作,并且成了她家的座上客。岂不知这个”孙子”竟是一个流氓、杀手，就是他，用厨刀先砍死戴厚英的侄女,又砍死了戴厚英。

　　戴厚英心肠太好了,好人竟遭到恶报，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竟发生在戴厚英的身上,一代女英才竟死在这条毒蛇手里。那年她才58岁，还可以再写出几百万字，就这样随着她人去而消失了。哀哉!

　　2005，“三八妇女节”前夕。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