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是话剧在天津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期。话剧从学校走向社会，并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许。
30年代我读小学，上初中。那时候读书，每日仅三四节课，课毕作业无多，多有闲时。我自幼就喜读小说类书籍，小学时即已读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更喜欢看京剧。30年代中期，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今天津河北区天纬路天津市美术学院）礼堂经常演出话剧，我家与该校仅一路之隔，又因家姑母与女子师范学校有诸多关系，故常随她去看该校礼堂演出的话剧。演出的话剧，除学校师生自排自演的话剧外，还有剧团来作营业性演出。印象最深的是曹禺先生第一部名剧作《雷雨》。并获知曹禺原名万家宝，是天津的一位作家。
大约是1937年初期，有个东方剧团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曹禺另一部巨著《日出》，轰动一时。我也缠着家大人去看。《日出》以30年代初期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城市为背景，剧中人物虽多，但主要还是围绕在主要人物高级交际花陈白露身上展开。看后，我特别同情妇女的遭遇和憎恨地痞、流氓、恶霸的丑恶罪行。当时传说陈白露实有其人，地点就是劝业场对过的惠中饭店。于是又缠着大人带我去惠中饭店一观，对那豪华的处所印象亦较深。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京在辅仁大学文学院文学系读书。1949年我在系里负责学习方面工作，常聘请名人、教授、专家到学校系里讲座，记得曾请到老舍和钟敬文等专家。大约是1949年6月间，听说曹禺先生回到北京，我去请曹禺先生到校讲讲话剧创作方面的知识。当我见到曹禺先生时，先生接待非常热情、诚恳，没有一点架子。又听说我是天津的老乡，尤为高兴，还说一定要回天津家乡看看。可惜当时曹禺先生刚到北京，忙于会议和事务，实在脱不开身，几次致歉意，并说：忙过这阵，定去与同学见面。之后，我忙于毕业论文和负责辅仁大学年刊的编辑工作，翌年即被分配到天津做教育工作，再未有机会与曹禺先生见面。不过我任教的学校女二中与天津第一文化宫相距甚近，一宫有话剧团组织，女二中亦有一些爱好话剧者参加。后来剧团排演了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演出甚为成功，我几乎场场必到，每次看后都甚为激动，真是百看不厌。
当1996年曹禺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我甚为悲痛。对曹禺先生的敬慕，使我想到应有纪念设施。听说北京要建曹禺纪念馆，塑铜像。天津是曹禺先生的故乡，又有他的故居，更是他戏剧创作的基地，为什么不能保护、修建成纪念馆呢？于是我到天津河北区民主道23号、25号曹禺故居实地调查。他最早居住的是25号楼，占地面积401平方米，建筑面积343平方米。后搬进的23号新楼，占地面积511平方米，建筑面积484平方米。我通过媒体和各种渠道，呼吁保护曹禺故居，建纪念馆。对此建议，上海《文汇报》驻津记者亦来访问，并将我提议建曹禺故居之建议，刊于1997年1月6日上海《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