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救灾捐款”与公共支出软约束（主流评论）

　　东方木

　　如果说“与民争利”尚有一丝经验合理性的话，“与灾民争利”则是一个践踏人道、无可原谅的道德丑闻———“山西民政厅挪用2000万元救灾捐款建办公宿舍楼”就是这样一条道德丑闻。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最近山西省民政厅耗资5000万元建成的办公楼和宿舍楼将投入使用，其中有2000多万元来自救灾捐款，约占整栋大楼账面建设资金的一半———据调查，申请救灾捐款的名义是建救灾仓储中心，但民政厅办公大楼面积达到13000多平方米，救灾仓储中心的面积却只是这13000多平方米的零头，而且配套工程尚未完成。显然，所谓的救灾仓储中心只是“套取”救灾捐款的“诱饵”，实际是变相用“灾民的活命钱”为自己建办公宿舍楼。

　　凝聚着社会爱心和灾民活命寄托的救灾捐款竟然流变成建楼资金，承担着减灾救灾使命的民政部门为建楼竟然与灾民争救灾捐款！其中巨大的反差和异化挑战着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和最底线的政治操守。

　　愤慨之余，笔者立即想到一种动物———鸬鹚。鸬鹚是鸟类中的捕鱼高手，我国南方渔民利用它的这一习性，驯养鸬鹚作为他们的捕鱼助手。但鸬鹚是以吃鱼为生的，渔民为了防止它们在水中偷食“战利品”，事先用稻草挽成一个圆圈套在它的脖子上，使它吞食不下。当鸬鹚捕鱼而归时，渔民就把套子松一松，取出大鱼，喂上一条小鱼以示鼓励，激励它们“再创佳绩”。

　　从人民主权学说来看，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公务员不正像为渔民捕鱼的鸬鹚吗———被人民雇来为公益服务。可我们别忘了，跟鸬鹚“以食鱼为生”一样，公务员服务公益时也有着天然的私益。渔夫是以“用稻草挽成一个圆圈套在它的脖子上，使它吞食不下”的智慧来约束鸬鹚，但我们对公务员的管理缺乏渔夫的智慧，缺乏类似“用稻草挽成一个圆圈套在它脖子上”的制度约束。正是这种制度的缺乏，才会出现“民政厅挪用救灾捐款”这样的政治丑闻。

　　进一步思考，在制度层面，公务员脖子上应该套个什么样的“圆圈”才能限制其自利冲动呢？只有公益和私益清晰区分下对公共利益的硬约束———可以看到，此次山西省民政厅挪用救灾捐款建办公宿舍楼，是以“建救灾仓储中心”这个公益名义套得资金的；还有许多与之类似的更普遍的事件：申请配置2.5万元的高价电脑，以“为公众更好地服务”的公益名义；177人配172辆公车，以“方便工作”的公益名义；农科站配70多万元的豪华车，以“科普宣传”的公益名义；贫困县建豪华办公楼，以“招商引资”的公益名义；公款大吃大喝，以“经验交流”的公益名义。

　　很清楚，公共财政之所以成了唐僧肉，在于公共利益、部门利益、私人利益模糊不清的制度下对公共财政支出只有软约束，部门私益和个体私益很容易借公共财政支出的名义套得资金。没有“公共财政支出硬约束”这个项圈，只是一个松垮垮的软约束形式，“鸬鹚”就很容易无视“渔夫”利益而先“自肥”起来———对应着的就是现实中公务员福利的贵族化。

　　如何对公共财政支出进行硬约束呢？首先应该明确，公共利益是公众的利益，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府的利益，政府只是公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单纯的政府利益只应保持在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最低限度（比如吃喝能充饥就行），而非指向享受；其次，公共利益是直接的实质利益，而不是间接的抽象利益，比如配置2.5万元的高价电脑“为公众更好地服务”就是间接的抽象利益，公共利益必须是与公众密切相关且能亲自体会和感受到的直接利益；最后，公共利益是政府负有维护责任的利益，而非对政府负有维护责任的利益，与民争利是非法的———有了这样的硬约束，“鸬鹚”才能老实起来。

　　《江南时报》 (2005年03月30日 第一版)